摘要：许多蛰伏于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在面对五光十色的都市风景时,体验着幻灭的悲哀和觉醒的沉重。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悲剧命运,是作家师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师陀的长篇小说《结婚》和《马兰》,努力探寻着城乡下层小人物在面对社会现实时的悲观和期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玩味的空间。

摘要：政治叙事一直贯穿师陀创作的始终,并与他的审美意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师陀早年的创作充满着战士的激情和对时代政治的热切关注,但也存在与左翼文学共同的症候;成熟后的师陀致力于对现实政治的深度掘进。克制与质疑代替了唯情,睿智的思考代替了标语口号的呐喊,切进的现实斗争让位于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解剖。师陀以深邃的政治洞见、敏锐的社会直感,艺术地切入时代,成为了时代的思想者与预言家。他的作品因此有效地避免了存在于某些作家作品中的"颓废"与"萎靡",并获得了历史的品格。

摘要：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创作风格和追求的作家,乡土小说是其创作重镇。他以其深厚的文化品格和卓越的艺术才能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百顺街"、"果园城"及"无望村"等艺术世界,从而确立了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在作品中,他将"游子还乡"这一古老母题注入了现代精神,塑造了一系列游子的形象。本文将对师陀笔下"游子还乡"母题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分别进行剖析,并探究其乡土小说中游子们的文化品格。

摘要：文章认为,“芦焚与京派,衣装相近而神髓互异,这一点愈到后来愈为明显”。“前期师陀在乡土抒情诗中掺入嘲讽的时候,他对社会人生的切入层面与纯正的京派作家有所歧异,他不是从远离尘嚣的化外之地掘取原始人性,而是在习以为常的宗法制农村解剖平凡众生的世俗文化心理”,作者“善于捉住一些零碎的幻象和见闻’。

摘要：师陀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陆一位个性鲜明且执著坚守着独立的艺术创作立场的重要作家。他始终严格地面向生活,反映生活,无意去追随流派,也难以界定他属于哪派。他的作品沉实而不高亢,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

摘要：沈从文与师陀都是自觉追求创作个性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沈从文虽然对前辈小说家有所继承,与废名也有类似之处,但他自觉追求个人独特风格,在创作宗旨、创作对象方面都与众不同。师陀同样以风格独特而著称,他反沈从文之道而行之,以揭露乡民乡风丑陋一面见长。解放后师陀按意识形态规范对自己早年某些作品的修改,使其丧失了原有个性,思想艺术价值有所降低。

摘要：现代小说史中,讽刺小说和抒情小说一样是一支重要的流脉.五四时期,作为鲁迅的讽刺时代,使讽刺小说一开始就起点很高,但时代只推出了讽刺作家的伟大代表,还没有形成讽刺文学的大发展.30年代,讽刺小说颇为发达,老舍、张天翼、周文等人致力于讽刺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艺术收获.抗战时期及40年代,讽刺小说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作家运用讽刺的艺术。

摘要：很长时期，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中心。那里集中了中国最早创办的许多出版机构，报纸杂志，他们的书刊发行，辐射到全国各地；同时，当然也荟萃了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学者、作家、艺术家、报人，编辑家和出版家。中学时期。

摘要：尽管它们作者的境遇有所不同,《呼兰河传》与《果园城记》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被人遗忘。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被人遗忘”——作为一种总的评估,还不算怎么夸张。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呼兰河传》、《果园城记》的思想艺术价值迟早会被认识与接受,历史终将证明:这是两部经得住时间考验与读者鉴赏的艺术珍品。这里,仅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它们作些初步探讨。

摘要：作者认为:“《果园城记》从清末写到民国二十五年,《呼兰河传》反映的年代大约从1911年到1913年。”二者时、空、人的不确立性,是为了强调历史生活与文化性格的普遍性与重复性,呼兰与果园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的就是这种非人的生活,守旧、落后、愚昧、满足,是呼兰河、果园城人,也是旧中国许许多多人们共同的性格。通过为‘呼兰河’、‘果园城’作‘传’,萧红、师陀以富有才情和深邃的文笔,为民族性格与人生视景提供了一份后人难以重复的艺术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