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以秒传、离线下载、分享、在线播放等为代表的新型网盘服务的发展,著作权人对网盘平台服务器上作品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网络著作权侵权风险更加突出。但是,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网盘平台的著作权法律责任适用存在显著困难:一方面网盘平台很难因现有的服务创新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另一方面,网盘平台在收到合格通知后,只能采取在权利人看来仍很有限的处置措施。考虑到相关著作权法律制度适用后并不能约束新增的侵权风险,可行的解决方案是结合当前对于“守门人”和合规治理的理论制度探索,聚焦风险和纠纷集中的大型网盘平台,构建让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机制。综合考虑合规治理的特性、实施可能性、约束性和动力机制,不同大型网盘平台可以按照自主与灵活、能力与成本、合法与合作、问责与激励原则,自行或在著作权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审慎设计具体方案。

摘要：网络暴力不仅侵害个人法益,而且破坏健康的网络生态。网络暴力概念的失焦,群体聚合作用下个体责任的模糊,表达自由与网络监管的平衡需要,使得网络暴力的治理面临诸多困难。在网络暴力多元共治的基本前提下,除了个体责任的认定之外,应当重视对网络平台的法律规制。不论是从网络技术和传播学的原理还是从法律责任认定的角度,这都是合理的选择。在当下网络空间违法信息与内容的治理中,突出大型网络平台的守门人角色,已经成为国外代表性法案的做法,这也是我国网络暴力规制的重要制度设计方案。网络平台守门人角色的法理内涵,可以从技术措施和义务承担两个角度来具体展开。网络平台守门人制度应当符合我国网络监管模式的国情,重视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不同部门法的不同规范目标追求,为其合理构建层级性差异,并通过明确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来落实。

摘要：网络平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定义务,以豁免平台知识产权侵权的连带责任为基础和前提。现有规则从制度设计和实践效果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网络平台作为主要参与主体相互博弈,最终影响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和智力成果的传播。以合作为核心特征的合作模式,依托权利人与平台的合作,兼顾双方的共同利益并且合理分配成本负,是重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有效路径。

摘要：美国是最早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国家,互联网产业繁荣,其网络广告产业也一直占据全球广告行业的绝大部分市场。1996年美国通过了《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CDA)),多年以来第230条一直作为平台责任豁免规则得到广泛应用,有效推动了包括网络广告乃至整个美国互联网产业20多年来的长足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该条款的适用方式也在不断进行调整。通过梳理230条颁布以来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对我国治理网络广告时认定平台责任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美国互联网被视为传统广告传播媒介的一种,因此在法律制度设计和具体治理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特殊性。传统广告的立法、治理主体和机制在网络环境下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商业言论,网络广告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立法和监管相应受到限制。网络广告不再受地域限制,根据美国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是负责网络广告监管的最主要主体。结合网络广告的特点,美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除了拓展适用既有立法,也适时进行专门立法和及时进行行政指导。美国广告自律监管理事会等行业组织的自律监管和Google等网络平台企业的自我治理,在网络广告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网络广告的法律治理呈现出事后审慎监管、部门分工协作、治理手段多元、自律治理有效、平台责任规则科学等特点,推动了美国网络广告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摘要：自2022年6月起实施的“中介机构和平台原则”试点项目是英国广告标准局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创新性合作。该项目的特色理念和做法为我国提供重要借鉴,我国可从探索广告治理披露制度、行业组织针对性引导、完善法律法规支撑等方面加强互联网平台广告自律管理。

摘要：在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关键词引发的商标权侵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边界是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帮助侵权责任的关键。我国各地司法判决对此问题的回应呈现出一定差异。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服务虽然属于广告业务,但与传统广告不同,其本质是一种网络信息检索服务。在个案中,应考查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行为的预见水平和控制能力,为市场竞争和技术的精进留下自由的发展空间,在消费者、权利人、市场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竞价排名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边界的设定应当以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

摘要：当代中国"互联网+"时代下,信息内容监管渐趋成为网络监管的核心议题。在互联网规制工具箱中,行政约谈逐步获得青睐,并成为各级网信办开展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约谈工具在制度设计上部分体现出"回应性规制"的规制理念,另一方面,监管实践对于约谈工具的执法偏好,更多是"规制空间"碎片化、执法资源匮乏等诸多本土机理作用结果,尤其在平台责任日益得到强调的当下,监管机构往往倾向于通过约谈模式实现规制讯息的传递,将公法监管任务从政府转移至市场化的互联网平台。约谈工具在监管实践中体现出诸多局限与不足,今后需要妥善处理好三组关系,并加强与事中事后监管、组织机构改革之间的协同机制建设。

摘要：随着移动短视频的兴起与发展,短视频著作权问题也日益凸显。相比2018年,2019年有关短视频的著作权纠纷明显增加。争议问题包括短视频的独创性认定、权利指向和平台责任。独创性是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视频之“短”不影响独创性的认定,法官应结合创作主体和创作成果采取相对宽松的“有无”判断标准;对于短视频指向的著作权和邻接权保护问题,可从赔偿层面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这也契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趋势;此外,平台责任多是间接侵权责任,要注重培养平台及用户的著作权意识,同时平台应加强事前预防,避免间接侵权。

摘要：算法与平台应用紧密结合,深入且广泛地嵌入社会生活的公私领域。伴随着算法适用中个人主体性的不断丧失、个体不公的结构性锁定以及传统决策治理框架的频繁失效,算法危机引发各国立法者关注。欧盟在数据治理框架下选择通过赋予数据主体新型算法权利的方式对算法决策施加影响和控制。美国则率先在公共领域通过组建专门机构和人员构成问责主体的方式建立算法问责制。嵌套于平台治理框架之中,我国通过为平台设定义务、界定平台责任,同时赋予个体权利的复合型思路寻求对电子商务算法场景的初始化治理。三种治理路径的形成机理、制度构造和治理效能虽有交叉,更具差异。未来我国算法治理方案的完善应当秉持技术信任和治理信任同步推进,打造场景化和精细化的算法监管机制设计,有效联结算法治理、数据治理和平台治理,并稳步理性推进算法治理短期、中期和长期方案,逐步迈向基于算法信任的智慧型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