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期鲁艺演出的、体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现代话剧,曾受到知识分子观众的欢迎和党中央的倡导。在抗战时的延安,观众群体以农民为主,《讲话》后,阳春白雪般的延安大戏悄然退出。受到批评的后期鲁艺,学习前现代的民间艺术,在天地大舞台上演出了下里巴人的大戏。以西方戏剧艺术观,下里巴人的延安大戏开拓了表演环境,比阳春白雪的延安大戏更有先锋性,不自觉地在仪式中实现了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融合。

摘要：抗战期间,全国大环境提倡并流行集体创作抗战戏剧。延安的戏剧创作在"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这一总原则的影响下,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加入到内行集体创作的流程当中,并将主题先行,继而设定人物和故事这一背离戏剧创作客观规律的战时策略性方法延续、固定下来。为了实现与工农兵结合的群众路线,群众也参与到戏剧的二度创作和故事、人物形象的反复修改中,形成全民参与的更彻底的集体创作,从上到下一起将集体创作推向了极端,不自觉地挤压了戏剧创作艺术个性表达的空间。

摘要：延安时期戏剧文学对《水浒传》的改编,是基于抗战背景下民族"戏曲现代化"艺术改革和重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教育、生产服务"的政治目的。这种新的古典小说戏剧改编创作方式和审美范畴,主要通过塑造"新式英雄"、"丑化""阶级敌人"与"美化""人民群众"并广泛运用阶级仇恨模式以及乌托邦式的革命想象,围绕传统故事情节基本框架给予革命意识形态的整合、改造和遮蔽。延安水浒改编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戏剧的创作题材和思想内涵,客观上为延安新政权张扬了革命道德伦理依据和政治合法性,成为根据地(解放区)文艺大众化、革命化的经典形态,但这一改编却凸显出革命戏剧对水浒女性形象重构的困境。

摘要：群体传播是戏剧具有发生学意义的传播方式。延安戏剧运动发展起来的与现实政治生活内容相结合的戏剧宣传理念、制度化与集体化的戏剧创编传播模式,尤其是通过对类似秧歌剧和说书等不依赖于书写文字的民间表演艺术的借重,形成的不拘场地,不拘整散,不拘专业与业余,不拘说、唱、演、舞等不同表演体式的群体传播特点,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样板戏"改编及传播的滥觞。

摘要：戏剧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时空。随着战争和工农革命的进行,戏剧大众化也从单纯为启蒙、为艺术的乌托邦理想实验转变为适应战时环境和革命要求的实用工具,服务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承担起社会革命的担子。

摘要：文化磨合是世界文化更是中国文化存在、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和主要形态。作为中国"大现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文化磨合思潮②,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主体的延安革命文化为当下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创造了珍贵的文化"新传统"。延安戏剧改革在强调启蒙现代性的前提下,以"民族化"、"大众化"为主要议题的"民族形式"论争为主要理论背景,以话剧、秧歌剧、新歌剧、传统戏曲的转化、创造完成了新旧、中外、雅俗文化的大融合,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摘要：延安时期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在舞台演出二度创作的风格样式和剧本一度创作的戏剧性两个方面的艺术性表现出不同于同时期戏剧的特征。在民族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亟需戏剧发挥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的环境中,歌剧《白毛女》在政治主题的表达过程中创造出了政治和艺术两重相互作用又互为独立的两重表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