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不同的空间格局中,学者对“延安文艺”内在特征和规律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进而形成不同的研究问题和范式。延安文艺是抗日战争(全面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内的文艺,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战时中国的文艺,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及战后“冷战”格局下具有“世界面相”的文艺。延安文艺的“世界面相”,主要体现为国际传播格局的形成。与此前的左翼文艺相比,延安文艺不仅有对于世界进步文艺的“输入”,更形成了向外“输出”的意识和渠道。国际传播意识和格局,推动了革命文艺写作范式的转变,《红军长征记》出现的创作转变便是典型案例;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新特征形成的潜在背景,通过多个版本的鲁艺木刻选集比较,可以看到《讲话》之后“新艺术”背后的世界因素;还影响到延安文艺进入当代之后的自我形塑,斯大林文艺奖对解放区作家的选择,反映出新中国外交战略对文艺发展的影响。延安文艺的“世界面相”,催生了“域外延安文学”相关问题研究的紧迫性。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人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紧密相关,但它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少数民族文学”相关话语早在20世纪初期至二三十年代伴随歌谣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以及对苏联民族理论和文艺观念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但是并未形成固定的话语表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也很关注蒙古族、回族等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抗日根据地及之后的解放区都很重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以及对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的培养,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积累了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提到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到民间文艺领域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逐步确立的过程,同时也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是对延安文艺理念的沿袭、践行。

摘要：1940年1月1日《日出》在延安的公演,是中国共产党适应延安文艺演出受众群体的审美需求变化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文化策略意味。《日出》的艺术品质满足了党壮大自身尤其是建设“文化的军队”等工作的需要。而《日出》停演反映了时局和延安思想文化氛围的改变,以及党在文化策略上的转变。从被选中公演、被追捧为“大戏”到被弃演,《日出》公演以及延安“大戏热”这段历史,不但生动诠释了毛泽东“有经有权”的文艺战略思想,更集中体现了延安文艺史本身的特色。正是在经权交错中,艺术和政治、主义和策略、事实和话语等多种因素博弈、杂糅,构成了跌宕起伏的延安文艺史。

摘要：与左翼文艺主要以理论文章彰显其文艺思想不同,苏区的文艺思想以更为隐性的两种方式呈现:其一,蕴含在各种政策、决议、规章、制度等文件中;其二,体现在有组织的文艺实践活动中。在苏区,文艺实践作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极致化呈现形态而广泛存在。苏区文艺理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是《讲话》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体现在《讲话》所肯定的来自苏区的文艺思想上,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及如何实现这一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的标准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讲话》所批评的来自亭子间的一些不良文艺作风上。

摘要：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上海京剧院排演了新编京剧《换人间》。该剧由罗怀臻、龚孝雄担任编剧,改编自刘和平的长篇小说《北平无战事》。相较于影视原著,京剧《换人间》的视听设计塑造了富有氛围感的舞台,彰显出该剧的现代性审美意蕴,让我们从中窥探到了当代京剧创作背后的历史逻辑。

摘要：“桥儿沟-鲁艺旧址”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东北的桥儿沟。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现存的天主教堂也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所在。设计在以鲁艺旧址为核心保护区的基础上,确定了“一轴四区”的总体布局。“一轴”是指从鲁艺旧址的前广场、教堂、学员教室向北经文化展示区,最终到达延安文艺纪念馆的空间序列,是整个景区的中轴线。

摘要：最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把革命带回来”1逐渐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学术思潮,如何“向‘新革命史’转型”2开始成为各学科重要的拓展方向之一。作为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知识领域,3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展开的有关革命-社会主义文学的“再解读”4潮流出现得更早,这其中,关于延安文学/文艺的研究探索尤为活跃,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努力突破立足于沿海城市-出版传媒-文化工业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分析框架,重新评估以偏僻贫穷的内陆乡村为场域而展开的“生活与艺术同一”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的激进性,将其视为“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5在特定的抗战“政治一文化”框架中讨论延安文学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生产机制,分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的“改写”;6引入“社会史视野”,尝试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彼此纠缠的特定历史格局中,去理解延安文艺所形成的“新的写作作风”、7所打开的面向群众的“情感实践”8以及主体不断再造的“感知结构”;9在深化对赵树理、丁玲、艾青和孙犁等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越出单一的“文学”范畴,着重挖掘说书、秧歌剧、新歌剧、朗诵诗、大合唱和木刻版画等延安时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所内蕴的独特历史意涵。

摘要：“延安文艺精神与中国梦——纪念《讲话》发表71周年”座谈会于2013年6月7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会议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举办。在京的近40位学者、画家参加了会议。陈飞龙、胡木英、严昭柱、王挥春、涂途、王磊、崔柯、张小曼、洪浩昌、王勇等在会上做了发言。会议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陆华主持。

摘要：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延安文艺纪念馆。延安文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延安时期的鲁艺木刻版画是这一创作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战争环境和陕北当地条件限制,油画、水彩画、中国画等绘画材料都非常短缺,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普遍生长的杜梨树,却是极好的木刻材料。同时,刻刀和工具,可以用敌人的弹壳来制作,这些条件为延安鲁艺木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要：何其芳作为勾连20世纪30年代文学、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其人生道路转向、个体痛苦与彷徨,都堪称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典型。他抱着艺术至上和文学救国的略嫌矛盾的理想而开启文学生涯,从个人色彩的独语,逐渐梦醒而要把社会摇醒,进而在抗战召唤下“不断地进步”②,何其芳的创作、思想乃至自我认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差与错位。在阐释其反差与错位时,学界曾出现“何其芳现象”这样一个时髦而又轻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