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公布引起产业界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甚至成为一个娱乐事件。论述了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合理性及其运作机制,以著作权功能分析为线索,认为著作权不在于创作信息和传播信息本身,而在于对创作和传播信息的投资,进而提出著作权的功能是通过权利配置合理分配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著作权法的修改应该以产业驱动为主导,理性关注市场主体的需求,保留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根据产业需求具体设计运行制度。

摘要：中国录音制品出版事业八十年（１９０８－１９８７）张淑珍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录音制品，是１８７７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的录音筒，可以说这是唱片的鼻祖。它的出现，不但开阔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眼界，而且也对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保存，起了巨大作用。这种录音筒，直径只...

摘要：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主要是为了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促进音乐产业发展和文化繁荣,该制度有其存在合理性。为了实现该制度的初衷,需要明确该制度项下作品的利用方式、延长权利保留期并建立权利人合理报酬的实现机制。

摘要：《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的出台虽然对于解决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付酬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但制定该办法的理论依据不充分,没有解决《著作权法》第43条和第44条的内容重合问题,没有明确付酬对象,也没有设计合理的付酬计算方式,付酬减免的范围也有限。为了在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广播影视业的发展,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参考国际经验,对《著作权法》及该付酬办法的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

摘要：2009年11月1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566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自起草到公布历经多年，最后以目前行政法规中已不多见的暂行办法的形式出台，回顾该办法的制定过程，探寻立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以及制度设计考量，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立法过程中的博弈与衡平。

摘要：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的高交易成本,源于音乐著作权主体的多元性与权利的层叠性,其中既有技术原因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也有利益纠葛导致的主体博弈。现有音乐著作权许可的制度设计,是通过解决权利的排他性与分散性来实现的。然而,由于既有变革忽略了对许可效率的考量,因此难以解决音乐著作权许可的固有问题。未来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的改进,应围绕降低权利的分散性展开,一方面通过改革音乐著作权内部的权利构造,从源头上减少许可主体的数量,另一方面优化集体管理制度,从许可机制上提高交易的效率。

摘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即着手构筑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体系,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是为了履行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使中国经济尽快适应国际社会的规范要求。 为着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和制度方面作出了艰辛努力,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曾经花费了几十、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 起步虽晚,成效巨大。 如实记录中国所走过的这一历程,可以使不了解真相者释疑,也可以回答某些不公正的指责。

摘要：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在继受他国立法经验时过于偏重规则移植,却忽略了对制度生成背景的考量,导致立法者面临网络技术挑战时既难以根据制度生成的规律梳理出制度失灵的原因,也无法在缺乏成熟立法可供继受时做出制度转型的独立判断。因此在构建符合网络音乐利用方式的制度体系时,应以协调相关产业主体的商业模式为目标,一方面构建符合产业形态的权利内容,在音乐著作权范畴和归属设计上保证法定权利配置能发挥音乐作品最大效用,另一方面构建协调产业利益的许可机制,保证不同商业模式的产业主体得以合作共赢。

摘要：音乐作品再录制法定许可制度的设计是为了预防垄断,历经长期争论,美国立法、国际公约都没有将其废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该制度的修改与存废引发热烈讨论。我国法律仍应继续保留该制度,并做必要修改,立法应增加作品使用与付费程序、再录制者违法责任条款。

摘要：我国音乐产业的“全面数字化”进程,迄今为止经历了“盗版且免费”(2001-2010)、“正版且免费”(2011-2016)和“正版且付费”(2017-2021)三个阶段,背后集中反映出的其实是著作权法施行三十年(1991-2021)来对音乐产业的持续影响。开局阶段著作权法设定的权利体系无法对接网络传播,导致音乐产业以“盗版”的方式被动完成了数字化转型,而后随着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介入,著作权市场秩序才得以实现重塑,并由此形成不同于域外发达国家的产业模式,制度适用和设计皆因此面临新的挑战。从现阶段本土数字音乐产业的困境出发,著作权法三修完成后在适用和完善上的重要课题,需集中于回应音乐著作权许可方面的争议。一方面将包括专有许可在内的授权许可代替集中许可视为产业主体以私人创制的规则代替法定安排,不再把限制专有许可视作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调整以往增助集体管理组织市场支配力的不当制度安排,转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开放集中许可的多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