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随着马原的短篇小说《拉萨河女神》[1]的发表,一个形式试验的潘多拉魔盒也就此打开:那些致力于文学革新的先锋作家,无不跃跃欲试,凭借着意识流、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等各种理论武器,一再涤荡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成规。然而,如此“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形式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却仍可存疑。因为若是以上述诸家后来写成的文学批评为据,当可发现马原、余华和格非等人,其实都在反思早年的形式试验中,注意到了以人情小说为主的文学传统。[2]虽然不能说他们的创作就已经回到了这一传统内,但余华的《兄弟》、马原的《黄棠一家》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作,确也有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传统韵味。

摘要：音乐能不能表达精神理念，能否在欣赏过程中传达给人们一些美善的教益，在目前的音乐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不同认识。个别音乐理论工作者对音乐在表现形象、传达思想、教化灵魂方面的功能提出了质疑。他们沿用19世纪的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提出的“音乐不可能表现情感”，“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的观点，强调音乐“传达的是一种超乎社会和阶层的物质性音响”，认为音乐是没有社会内容的，无善意、无雅俗，既不可能传达作曲家的思想感情，也不可能影响受众的思想情操，它就是一连串流动的音响。这种否认音乐的社会功能、背离古往今来音乐研究和实践的积极成果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摘要：莫里茨·盖格尔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价值论美学。盖格尔对审美价值的研究,首先是把审美价值从正在进行体验的主体之中孤立出来,对其构成成分及其价值模式进行阐述,以便寻找审美价值的客观性依据,以此去反对美学中的心理主义。然后再关联到主体的深度层次去论述审美价值的主观性,审美价值主观性的含义是:艺术作品只是为了人们才存在,美只存在于它与体验它的人类的关系之中,只是对于主体、对于自我的体验,艺术才具有意味。

摘要：“现代主义从生活到形式价值的换位体验已经趋于完备”，布莱恩·奥多尔蒂（Brian O‘Doherty）在讨论现代画廊空间时如是写道。在《白盒子内部》（Inside the White Cube，1976）一文中，奥多尔蒂开创性地提出，艺术展示的环境已经不可逆转地与艺术品本身的内容合为一体，这种总体艺术式的升华将主题与对象、艺术与生活擢升为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学伟绩，这一体系如此有限又自成一体，以至于其本身就包含了死亡：“这，当然就是现代主义罹患的绝症之一”。

摘要：白谦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一书从根本上颠覆了“平民书法”的概念性探究,并将研究视野转向了具体的书法理论问题。然而,他的视野仅局限在所谓“书法经典问题”中,却忽略了作为这一追问之前提的“何为书法”之问。美国学者阿瑟·丹托以在艺术哲学中的“不可分辨性”原则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方法,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向导。依照“不可分辨性”原则,通过设想出两件《娟娟发屋》与两件《与古为徒》,我们得以将书法艺术的本质定位于“书写成品”在感官层面的形式价值。进一步,通过设想出两个不具备任何形式价值的“书写成品”,我们得以将不具备形式价值却具备艺术品身份的“书写成品”定位于广义上的观念艺术,而非书法艺术。通过对“不可分辨性”原则的运用,我们实现了对书法艺术本质的初步探索,却同时达到了与“不可分辨性”原则蕴含的观念论艺术观相反的结论。“不可分辨性”原则作为一种思辨方法的广泛效力得以彰显,但是,丹托的观念论艺术观也被证明是独断而缺乏依据的。

摘要：各级各类报纸每天都登载大量的新闻图片，然而真正让读者过目不忘的新闻图片有多少呢？大量的新闻图片如过眼云烟，其效用几乎等于版式上的装饰、点缀。我国从1986年开始举办新闻摄影展评，历届评出的优秀影作充分说明，只有那些符合价值构成的新闻摄影，才能产生新闻冲击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摘要：胡塞尔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意向性理论与审美对象的存在形态;形式价值论与审美价值论;主体间性理论与审美主客体关系;生活世界理论与艺术的审美功能。考察胡塞尔对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解释学美学的影响,可以见出胡塞尔对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贡献。

摘要：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需要在立法目的的指导下,综合考虑各方相关利益,依据一定的价值评价标准形成一套价值体系,而民事诉讼时效制度也不例外。本文笔者通过目的价值、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三方面因素对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体系进行分析。通过以西方民法的理念变迁为线索,笔者试图观察西方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体系的运行规律,以及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在当代立法潮流的推动下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