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是实现公正审判的重要基础,也是公正审判权的应有之义。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内涵和外延因各国司法实践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经典的Salduz案判决生效并执行完毕后,欧洲人权法院最终系统性地总结了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基本内涵、行使起点、边界范围和例外限制等内容。欧洲人权法院对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总结不但对成员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刑事司法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完善提供了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借鉴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欧洲范式,有助于明确律师帮助权的行使起点、重申律师帮助权的辩护职能定位、细化律师帮助权的职责范围和完善律师帮助权的侵权救济,进而推动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的相关制度机制走向成熟。

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组织重塑和权属调整将全面整合反腐资源,建立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从而全面打击腐败行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但是,当下对于此次改革的文件内容仍相对原则化,很多具体制度的设计方向在相应文件中均未涵涉,尤其未对被调查对象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如律师辩护权的内容有所关切。而为保障国家监察在法治轨道下运行,避免相应公权力滥用,对于律师辩护权在改革背景下的新定位,尤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帮助权在新体系下的存焉与否、位置如何、制度设计都已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不论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性质与任务等宏观视角出发,还是从保障人权、推动程序正义、制约公权力等具体理念出发,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职务犯罪体系均应吸纳律师帮助权,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修正,在明确介入时间、确定权力内容、完善救济机制的基础上,将律师帮助权落到实处,最终实现改革的社会效果、政策目标和理论意义的和谐统一。

摘要：纵观新中国两部刑事诉讼法典及修正案,刑事诉权已由理论探索逐步转为现实。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赋予传统申诉、控告模式新的内涵,而且增加了新的诉权模式,在立法顶层设计上形成了初步的刑事诉权体系。法治背景下的诉权时代有两个基本要求:诉权行为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诉权对司法权制约的合理性。反观我国实践,诉权法治时代的到来尚有现实阻碍:刑事诉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诉权的表达途径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司法机关的充分保障,诉权与司法权之间存在不信任甚至产生紧张关系。实务部门需要探索诉权与司法权在当代中国的衡平机制,以期完善人权保障机制的同时,提升司法公信力与吸纳不满的能力。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国际公约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缺乏足够的制度设计。本文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概念“获助权”来解读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权利设置。

摘要：国家为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于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法治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监察法》规定的留置措施在性质上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极为类似,但《监察法》未在监察委员会调查阶段规定律师介入的内容,对保护被调查人的正当权益极为不利。应当明晰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制度设计,化解不利风险,寻求最佳路径选择。

摘要：酷刑与古代刑罚制度相伴而行 ,19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 ,使个人权利得到尊重 ,人权保障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 2 0世纪以来 ,酷刑被视为与现代法治水火不相容的罪恶。我国一贯反对和禁止酷刑并把反酷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但是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实践中违背人权的事例时有发生。因此 ,建立一套有效防止酷刑的法律机制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