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传统园林的特色追求如诗一般的意境美,中国园林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流传下来的众多描绘自然山水、田园、风景的山水诗、田园诗或园林诗本身就是风景园林意境的直接反映。历史上众多名篇佳作都以诗喻景,描绘出精致的风景特色和蕴含的意境,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风景的重要资料和史实写照。

摘要：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989年征集的清乾隆祭蓝釉描金粉彩御制诗方瓶,成型工艺复杂,体现了当时御窑高超的制瓷工艺;其装饰展现出"洛可可"风格,代表了乾隆朝瓷器生产的时代美学风标;瓶上的粉彩花卉融合了中西两种绘画方法,具有典型的乾隆时期宫廷花鸟画画风;所题乾隆御制诗《榴花》和《题恽寿平画:山茶》,收入乾隆二年(1731年)《乐善堂全集》。据清宫档案记载推测,方瓶烧成时间大约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年(1757-1785)左右,为宫中陈设器,当初应为成对生产。督陶官制度对御窑瓷器的烧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以唐英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忠于皇权使命的督陶官的监造,保证了包括御制诗类题材在内的御窑瓷器的优良品质。

摘要：“方池水庭”是乾隆时期皇家园林中流行的一种以方池作为园林殿庭水景的理水模式,是乾隆帝个人营园思想主导下皇家园林方池审美复兴、精神文人化的产物。在乾隆一朝御苑建设盛极一时的背景下,方池景观在审美层面接续发展,在设计层面推陈出新,突破了传统士流园林欣赏的一般境界,各种方池庭院成为乾隆帝本人营造精神空间、昭示个人政治理想的绝佳载体。通过对乾隆一朝可考的“方池水庭”景观案例的考察,结合清代御制诗文和样式雷图档等资料,探讨乾隆朝御苑池庭景观的独特审美价值和背后的形成演变动因。

摘要：乾隆朝的翰林画家以董邦达(1696—1769)、钱维城(1720—1772)、邹一桂(1686—1772)最受帝王青睐。其中,邹一桂虽最为年长,不过却入仕较晚,雍正五年(1727)42岁时才得以进士出身,且此后不久便又任职远离帝京的广西、贵州,直至乾隆七年(1742)57岁时才予以回京,开始了自己长达16年[2]的宫廷生涯。从职业身份上讲,翰林画家首先是身居要职的官员,然后才是伴随君王左右的画家。宫廷既给他们提供了施展艺术才华的舞台,同时也为其预先制定了诸多的清规戒律。不过,因为君王的喜好,像邹一桂这样杰出的画家则总能在矛盾和冲突中将自己的才艺尽情地发挥出来。

摘要：乾隆御制诗瓷器包含有两类:一类是镌刻御制诗的历代名窑瓷器;一类是乾隆时期御窑生产的御制诗瓷器,它们都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指导下,实现诗、瓷合一并最后完成的艺术品。瓷器上所镌刻或书写的御制诗多是乾隆皇帝的有感而发,这些"历史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的御制诗,不仅记录了当时宫廷中许多的政治活动,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乾隆皇帝的审美取向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提供了最直接的文字资料。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近300件乾隆御制诗文瓷器的梳理,依据乾隆朝《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相关记载,并与《清高宗御制诗集》比照,进而对御制诗瓷器的工艺特征、制作时间、使用场所等进行了考证和论析。

摘要：皇帝的御制诗文虽不以艺术上的高超成就为后人所瞩目,却以强烈的与时代政治密切联系的特点,和纪要写实的风格.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摘要：　泰安御碑亭康熙御制诗在艺术上似乎不值一提,但是那种体恤救灾悲天悯人的坦诚真率自然的情绪溢于诗外,令人感动不已。康熙御制诗无论从文学上从史学上还是从社会意义上都应有其重要价值。

摘要：在"反映论"和文学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对清帝的御制诗文进行评价,常常会得出其艺术平庸、内容单调、"反映了统治阶级思想"的简单结论。但事实上,清帝御制诗品性的形成,乃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运作的结果。该文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对清初御制诗及同时流行的"格调"诗论进行分析,力图揭示社会结构在清初文学风格、文学理论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希求对清初文学的自我形塑过程做出较为立体化的描述。

摘要：概述乾隆帝笃好写诗,一生笔耕不辍,留世四万余首诗文,其作内容涉及广泛,以纪要写实见长,是乾隆帝所处、所知、所思、所为的即时记载,较之史籍档案,御制诗兼具历史记录作用的同时无限贴近史实背后的帝王之思,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运用得宜即可成为相关研究的绝好史料佐证。团河行宫,作为清朝于南苑营建规模最为宏大的行宫园林,建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乾隆帝恭谒两陵,道经南苑,首至视察始。

摘要：清代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创作了大量诗篇。御制诗记录了南巡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治理河防海塘、考政课吏、周悉民隐、阅武观兵、眺览山川等,涉及巡幸典制和江浙风土文化,谱写了一部南巡诗史。南巡诗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远超其艺术价值,它们是探讨清中期政治、经济、文化及乾隆行迹、思想的宝贵资源。在国家统一的形势下,南巡具有进一步巩固政权的意义,而南巡诗则是乾隆抚临天下、勤政无逸的政治情怀之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