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告文化带有鲜明的性别属性,而两性也被广告文化所规定,接受广告信息并依此而进行的消费活动实际上成了“性别训练”,在整体上并不客观的性别展示只会歪曲人们的性别意识。广告文化对女性的贬损表现在对女性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否定,女性形象在广告文化中被物化了。广告文化所建构的女性典范形象在现代广告传媒的推动下很容易成为某一特定地区团体的经验,最后形成一种类型化的社会性格。这要求女性保持独立的、自主的意识,正视造成性别差异的文化结构,透析男权意识形态对广告文化的支配法则,并拆穿广告文化所散布的性别迷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颠覆广告文化所建构的不平衡的两性权力结构,帮助女性摆脱男权社会的宰制,实现性别构成和性别特质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以阿尔都塞的主体建构理论来解读广告文化中的性别展示,似乎过分夸大了广告文化的建构功能,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广告文化只不过是人的社会化进程中性别意识获得参考框架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是,在一个无法从广告文化中脱身的商业社会里,在性别成为广告创作利用最多的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又有谁能忽视广告文化的“性别规训”呢。

摘要：蝶恋花——花与蝶的缠绵悱恻，静动呼应，托物咏情，深切地勾勒了男性对女性独特、高贵的人性品质的赏识和赞美。作曲家陈其钢以“蝶恋花”的音乐意象为女性代言，寓情于乐。本就难以揭开的女性面纱，又与无法言传的纯意向性音乐艺术际遇，这何尝不是一种咏情的再深化和表达的再升华呢？女人，妙不可言!而言语的尽头便又是音乐的开始。于是二者达至的扑朔迷离和难以捉摸，在陈其钢的《蝶恋花》中获得了最为真诚的映衬和诠释。

摘要：在20世纪的科幻小说中,部分机器人形象已经具备性别特征。本文通过对阿西莫夫的小说集《我,机器人》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叙事中机器人的性别化过程与身份建构机制。本文认为,人机关系的固定模式使男性、女性与机器人之间存在着由高到低的权力关系,具体表现为人类“亚当”—机器人“夏娃”与“假面”女人—机器人“新娘”两种性别图式;随着不同情境中权力主体的位移,机器人的社会性别也会产生变化,呈现出流动性、非连续性与悖谬性的特点;科幻叙事的性别书写并非宣扬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范式的权力话语,而是将其作为反思人类的隐喻或寓言。

摘要：茅盾1940年代初发表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以下简称《霜叶》）①精美残篇，综合其早期创作中的两类女性形象，塑造了“既具有东方女性文化的阴柔资旨，又富于雄强的质素”②的张婉卿形象。作品关于张婉卿以母性情怀包容生命陷于颓丧状态的丈夫黄和光这一艺术想象，在已有研究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同隐含作者的立场，赞赏张婉卿的母性情怀。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众传媒领域各种层次的较量和竞争越来越激烈，眼球争夺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各种大众媒介(不管是印刷的、纸质的还是音像的、电子的)为了提高注意力，纷纷加紧谋划，以便出奇制胜，在激烈的竞争中立稳脚跟。大众媒介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场域。

摘要：刘天宇在《从社会性别视角看电视广告中“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一文中指出，社会性别强调妇女的性别角色不是由女性的生理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规范的、塑造的。如今，女性常常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在电视广告中出现，这种“甘愿牺牲自己而服务于家庭”的形象给观看电视广告的所有受众以显而易见的误导，会进一步强化男性受众对女性“第二性”的形象认知。

摘要：校园歌曲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的艺术形式,隐含着潜在的性别教化目的。性别是校园歌曲中的常见话语,大致表现为性别角色、性别气质和性别交往等内容。校园歌曲实施性别教化的方式主要包括价值灌注式、生命体验式和社会导向式,它们形成了校园歌曲中不同性别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校园歌曲借用权力、话语和空间等叙事元素实施对性别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园歌曲是学生进行社会性别建构的重要途径。

摘要：女性非遗传承人的知识结构、生活体验、价值取向不同,所持有的非遗项目展现风格特点大不相同。江苏非遗传承人中,女性占比34.8%,据44位代表性的江苏音乐表演类和手工技艺类国家级、省级女性非遗传承人访谈调查显示,江苏女性非遗传承人因受性别刻板印象、性别隔离、认知偏差等影响,在非遗发展创新过程中陷入自我认同危机。敦促两性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加强自我认知及公共政策的真正落实,可推进女性非遗传承人自我权益表达、自我认同及身份重构,从而实现对女性非遗传承人的整体观照,也是博物馆伦理道德中有关性别文化探索的重要内容。

摘要：女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给电影艺术带来了新的可能,以迪士尼为主创作的动画电影作品,都纷纷在性别这个议题上做出回应。本文将以最新版《阿拉丁》电影为例,分析此电影在性别构建上与旧版《阿拉丁》及其他动画电影的不同,同时引出在受到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下,社会文化和国产动漫电影在经典改编上的相互作用,以明确在新的时代,经典童话类电影改编的走向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