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景随着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推广,HIV/AIDS患者的期望寿命延长,与年龄相关的疾病愈发常见。且患者易发机会性感染、共感染等情况,健康状况不佳,医疗费用较高,经济负担较重。然而,目前有关HIV/AIDS患者家庭经济负担的研究较少。目的了解我国四省份(北京市、河南省、贵州省、安徽省)HIV/AIDS患者因病所致的家庭经济负担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采用典型抽样法在北京市、贵州省、安徽省各选择1家医疗机构、在河南省选择1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作为调查地点,采用方便抽样法在各调查地点选取2020年获取过医疗卫生服务的HIV/AIDS患者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收集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及经济学特征、疾病状况及就医情况指标。根据患者2020年的自付医疗费用和家庭年收入计算费用收入比,以费用收入比>25%为出现了家庭经济负担,否则为未出现家庭经济负担。结果共纳入1446例患者,患者费用收入比以≤1%(400例,27.7%)和>1%~5%(418例,28.9%)为主,出现家庭经济负担的患者为237例(16.4%)。不同地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水平、职业、户口性质、流动情况、医疗保险类型、家庭年收入水平、感染途径、CD_(4)^(+)T细胞计数、就医形式的患者出现因病所致家庭经济负担者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500个/μl者〔OR(95%CI)分别为2.347(1.237,4.515)和2.365(1.200,4.702)〕,仅住院者、门诊+住院者出现家庭经济负担的风险高于仅门诊者〔OR(95%CI)分别为12.492(5.592,27.818)和23.690(14.519,39.933)〕。结论HIV/AIDS患者费用收入比较低,部分患者出现了家庭经济负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家庭年收入水平等社会人口学和经济相关特征,感染途径、ART、CD_(4)^(+)T细胞计数水平、就医形式等疾病和就医相关特征是影响HIV/AIDS患者家庭经济负担的因素。未来应重点关注女性、老年、重症及家庭年收入较低的HIV/AIDS患者,继续完善和落实相关医疗保障政策,切实、有效地降低HIV/AIDS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摘要：目的了解云南省农村居民4种常见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经济负担,并测算其归因于肥胖的疾病经济负担。方法于2015年1—9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在云南省抽取12个行政村的5 040例居民,以完成问卷调查的4 979例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纳入居民的一般资料,由经过严格培训的体检人员对纳入居民进行体格检查。采用二步模型法测算居民的直接经济负担,采用人力资本法结合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测算居民的间接经济负担,并与归因危险度(PAR)相结合测算归因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的疾病经济负担。结果居民的全身性肥胖患病率为6.8%(337/4 979),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38.4%(1 912/4 979);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患病率分别为35.3%(1 757/4 979)、9.9%(491/4 979)、3.8%(191/4 979)、1.7%(83/4 97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混杂因素后,全身性肥胖者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风险分别为非全身性肥胖者的1.71、3.81、3.53、4.70倍,中心性肥胖者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风险分别为非中心性肥胖者的2.21、1.92、1.61、2.10倍;消除全身性肥胖可使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患病率分别下降4.61%、17.51%、14.68%、20.10%,消除中心性肥胖可使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患病率分别下降32.50%、26.80%、19.53%、29.70%。居民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人均疾病经济负担分别为6 667.4、9 126.1、9 270.0、16 187.2元,总疾病经济负担分别为108 185.2百万元、41 529.5百万元、16 192.0百万元、12 649.0百万元。4种常见慢性病归因于全身性肥胖的经济负担分别为8 167.6百万元、6 876.6百万元、3 491.7百万元、2 740.2百万元,归因于中心性肥胖的经济负担分别为34 370.2百万元、10 696.1百万元、3 232.4百万元、3 177.0百万元。4种常见慢性病的总疾病经济负担为178 555.7百万元,其中11.9%(21 276.1百万元/178 555.7百万元)归因于全身性肥胖,28.8%(51 475.7百万元/178 555.7百万元)归因于中心性肥胖。结论肥胖及4种相关慢性病给当地造成的经济负担较重,降低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患病率,有助于减轻该4种常见慢性病的经济负担。

摘要：目的探讨焦虑障碍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为制定有效的疾病防治策略提供经济学依据。方法采用卫生经济学方法，通过自行设计的门诊和住院焦虑障碍患者疾病经济负担调查问卷，回顾性收集北京市城区焦虑障碍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资料，测算其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结果（1）焦虑障碍患者的年人均疾病经济负担为16509元，其中直接经济负担占63．5％（10490元），问接经济负担占36．5％（6019元）；（2）患者的单次门诊费用中位数为254元，单次住院费用中位数为16893元；（3）二级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单次门诊费用中位数为145元，三级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单次门诊费用中位数为546元。结论焦虑障碍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疾病经济负担。

摘要：目的了解云南省大姚县农村居民糖尿病及归因于肥胖的疾病经济负担。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云南省大姚县12个乡镇分为好和差两类,每类随机抽取1个乡;采用按比例概率抽样方法从每个乡中各抽取3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中各随机抽取420例农村居民,共抽取2 520例。于2015年1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基本情况、因糖尿病的医疗支出。发放问卷2 520份,回收有效问卷2 479份,有效回收率为98.4%。由经过严格培训的调查人员对农村居民进行身高、体质量、腰围、血糖的测量,并计算出体质指数(BMI)。采用二步模型法和人力资本法结合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估算糖尿病的疾病经济负担,并与归因危险度(PAR)相结合测算归因于肥胖的糖尿病疾病经济负担。结果 2 479例农村居民中,全身性肥胖者115例,患病率为4.6%;中心性肥胖者988例,患病率为39.9%。2 479例农村居民中,糖尿病患者150例,患病率为6.1%;不同性别、年龄的农村居民的糖尿病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50例糖尿病患者的早死所致生命损失年(YLL)为1.4人年/1 000人,伤残所致生命损失年(YLD)为2.0人年/1 000人,DALY为3.4人年/1 000人。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是糖尿病患病的影响因素(P<0.05),全身性肥胖者患糖尿病的风险是非全身性肥胖者的3.54倍,中心性肥胖者患糖尿病的风险是非中心性肥胖者的2.44倍,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的糖尿病PAR分别为10.3%、35.8%。云南省大姚县糖尿病的总疾病经济负担为108.5百万元,其中归因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的疾病经济负担分别为11.2百万元、38.8百万元。结论云南省大姚县农村居民的糖尿病疾病经济负担较重,肥胖对当地糖尿病的疾病经济负担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其导致的疾病经济负担。

摘要：目的分析上海市奉贤区肺结核患者经济负担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搜集2018年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登记并进行社区管理且符合入选标准的136例初复治肺结核患者,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了解患者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有无医疗保险、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有无并发症等),并记录诊疗过程中所有的直接费用、间接费用。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及最优尺度回归分析,以P30d[56713.89(37977.08,101972.01)元]、住院次数3~5次[53899.46(36421.73,113670.87)元]、疗程时间>8个月[18925.76(8616.10,36823.34)元]、自评病情程度轻[20070.70(9456.83,44849.70)元]、有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35562.35(20704.26,55516.06)元]、有医疗保险[14907.71(7335.28,29653.38)元](F值分别为5.794、5.983、6.346、11.102、70.825、8.087、11.636、31.912、5.851,P值分别为0.044、0.037、0.034、0.021、0.000、0.036、0.011、0.000、0.039)。结论奉贤区肺结核患者的诊治经济负担较重,患者负担费用高低与主要就诊机构、每日规范服药、住院治疗、累计住院天数、住院次数、疗程时间、有无医疗保险、自评病情程度、有无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有关。

摘要：目的了解宜兴市农业机械相关伤害流行状况,以便发现其危险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方法对宜兴市农业机械驾驶员进行整群抽样,并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农机驾驶员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结果共收集583份调查问卷,发生伤害事件72次,伤害事件发生率为12.35%,共有74人受到伤害,且伤者皆为男性;其中受伤人数为1人的事件有70次(97.22%),受伤人数为2人的伤害事件有2次(2.78%);伤者中驾驶员2人(2.70%),非驾驶员72人(97.30%);伤者中43人住院(58.11%),治疗结果显示,61人痊愈(82.43%),4人好转(5.41%),6人残疾(8.11%),3人死亡(4.05%)。赔偿金额情况调查显示,受伤人群中有70人得到赔偿,最少赔偿300元,最多赔偿560 000元,中位数为5 000元。结论宜兴市农业机械相关伤害事件发生率较高,伤残和死亡情况严重,造成较大经济负担。

摘要：目的分析汉中市2003年农村人口脑卒中所致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方法直接经济负担的分析中,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入户进行问卷调查;间接经济负担的分析采用DALYs与人力资本法结合的方法。结果汉中市农村人口脑卒中患者直接经济负担为3100元,男性和女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龄组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首发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为5500元,既往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为1700元,首发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明显高于既往患者(P<0.05)。脑卒中间接经济负担为1993977.8元,患者人均间接经济负担为12158.4元。结论脑卒中给汉中农村人口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应制定相应策略以降低其所引起的经济负担。

摘要：目的了解肺结核患者疾病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结核病控制策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和治疗成功率提供依据。方法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23个样本村，以2010年1月至2013年3月期间登记报告且已完成规定抗结核疗程的340例肺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患者的诊治经过和相关费用，描述疾病经济负担并分析影响因素。最终有274例患者参与调查，应答率80．6％（274／340），问卷有效率100．o％。患者因病产生的经济负担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直接费用包括患者因病支出的医疗费（门诊费、住院费）、患者及其陪同家属支付的食宿交通费等。间接费用指患者及其家属因本次结核病造成的误工损失费。考虑费用一般呈非正态分布，故采用均数结合中位数（P25，P75）表示费用大小。组间费用比较采两样本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结果患者人均年收入19159．9元，年收入中位数（P25，P75）15000元（4530，27500）元。因病平均支出费用18793．3元，中位数（P25，P75）9965元（3200，24400元）。人均直接费用11936．9元，中位数（P25，P75）4590元（2024，14600）元，除去医疗保险支付部分，人均自付7448．0元，中位数（P25，P75）3315元（1200，8570）元。人均间接费用6856．4元，中位数（P25，P75）1575元（0，9000）元。影响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因素包括住院治疗（未住院治疗者平均8512．9元，中位数3800元，有住院经历者平均24381．4元，中位数15500元，Z=-8．119，P〈o．001）；服用保肝药（未服用保肝药者平均9911．8元，中位数5900元，使用保肝药者平均17075．9元，中位数8150元，Z=-2．645，P=0．008）；使用二线抗结核药（未使用二线药者平均13294．5元，中位数6785元。使用二线药者平均18065．3元，中位数10325元，Z=—2．029，P=0．043）；诊断延误时间长（首诊至确诊小于14d者平均12656．5元，中位数6110元，大于14d者平均17457．7元，中位数11065元，z=-2．970，P=0．003）。结论张家港市结核病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较重，患者负担的费用高低与住院治疗、使用保肝药和二线药物、诊断延误等有关。

摘要：目的探讨尿道下裂患儿家庭负担水平与社会支持水平，及二者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偶遇抽样法，选择2014年1～12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小儿外科收治的318例尿道下裂患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尿道下裂患儿及家属的一般资料调查表》，以及调查疾病导致家庭负担水平与社会支持水平常用的《家庭负担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本组尿道下裂患儿家庭负担得分和社会支持得分，并统计学分析二者的相关性。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征得受试对象及其监护人知情同意，并与之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本研究共计发放调查问卷318套，回收有效问卷318套，本次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家庭负担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调查结果显示，本组尿道下裂患儿家庭负担得分为(22.1±7.6)分，社会支持得分为(37.1±4.6)分。本调查有关患儿家庭负担与社会支持相关性的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r＝－0.419，P＝0.012)。其中，家庭负担与客观支持呈负相关关系(r＝－0.513，P＝0.004)，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关系(r＝－0.498，P＝0.032)，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关系(r＝－0.632，P＝0.008)。结论尿道下裂患儿家庭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家庭负担越低。医护人员应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尿道下裂患儿家庭的社会支持水平，减轻患儿的家庭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