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讽,是奥斯丁小说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奥斯丁评论中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反讽运用在文学上,情况比较复杂。它可以是一种利用词语的多义性暗含弦外之音的修辞手法。如,《伊索寓言》中“从后门进去的人总是从窗口出来”之类训诫,便是在一本正经的叙述中暗寓嘲讽。也可以是“一种贯穿在角色或情节发展中,表示与实际或表面陈述相反的意图或态度的暗示技巧”;还可以是“组织一部作品”时“用以暗示与题材、主题或感情相分离的一种方法。”如,“戏剧反讽”(dramtic irony),就不仅作为语言技巧。

摘要：文章考察了明代专写夫妻离合题材小说的情节结构，并探究其特点及其成因、文章认为明初此类小说多为往复式情节结构，这与其所反映的元末战乱时代的生活背景有关，与明初倡导理学教化、推崇节烈有关，与作家的婚姻理想有关。明末小说创作繁盛，在结构方式上则多为并拢式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的形成受同类小说结构形态艺术经验的启示，同时还受到戏剧结构艺术的影响。明中叶后社会思潮发生变化，影响到小说家审美趣味，平中求奇的审美趣味作用于小说的情节结构，也是并拢式结构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

摘要：历史话剧《商鞅》和《徐阶》对历史事件采取了不同的编排方式。《商鞅》按照顺序来组织历史事件,《徐阶》则采用时空交错式,将过去的回忆编织到人物当下的行动中。《商鞅》将主人公"五月之子"气质灌注到历史事件的片段中,使得原本散乱的事件获得了整体化的存在。《徐阶》则从人物情感激荡的取向组织事件,通过"回忆"与"当下"交融来获得事件的整体感。

摘要：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不仅思想内涵深刻，而且艺术成就杰出，无论其篇章结构、情节安排，抑或人物布局、心理刻画，乃至细节筛选、语言锤炼等等，均无不臻于炉火纯青境界，确为屠氏创作之高峰，俄国文学宝库不可多得之力作。本文拟就该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布局两方面，略加评说。

摘要：新时期小说情节景观色彩缤纷,情节结构是多样化的,这是我国小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结合具体作品,认为新时期小说存在着6种类型的情节结构:(1)因果分明的转换现实;(2)天马行空的心理世界;(3)形而上的象征画面;(4)仿真求实的实录风景;(5)调侃性的人生戏剧;(6)“散文化”的故事。

摘要：蔡国梁在《文献》1985年第1期上发表了《陈士斌对（西游记）人物和情节结构的批评》一文（后改题为《陈批（西游记）零拾》，收入蔡国梁论文集《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主要从人物性格、谋篇设局两个方面对清代陈士斌《西游记》评点中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论述，使人对其所论述的问题有了一个较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论文发表后，近十年内，学界并没有异议。笔者最近偶然读到，却发现其立论基础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因为蔡国梁文章所用的《西游记》评点本的版本有问题。虽然时隔近十年，仍然有指出的必要。

摘要：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选择不仅体现出作家的审美趣味,同时也与作者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在美华小说中,"追寻—逃离"单线式情节结构与作家们伦理身份的转变关系紧密,理想的追寻和最终陷落与作家中西伦理观念的冲突和伦理焦虑同构;在复线式情节结构中,作家们通过不同线索之间的对比与交织传达出渴望投身并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以家国为本位的伦理思想在小说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巧妙利用中国套盒式情节结构将情感叙事置于叙述层次的最深一层则使小说人物的深层心理与结构上的内层实现同构,不同叙述层视角的转换使个体自由伦理得以张扬。

摘要：作为一部产生于戏曲鼎盛时期的长篇巨制,《红楼梦》中蕴涵着丰富的戏曲质素。《红楼梦》对于复杂社会生活的反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同时,小说在穿插描写、表现手法以及叙事技巧等方面适当地吸收和融汇了戏曲艺术的养分,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创作经验,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水平。文章以此为出发点,从创作思维和创作心理的角度,就古代戏曲对《红楼梦》在情节设置方面的影响进行力所能及的开掘,以期寻求《红楼梦》小说戏剧化的价值和意义。

摘要：最明显的戏剧结构莫过于某种反复出现的类型,比如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公子落难,小姐养汉,状元一点,百事消散”,比如西方通俗剧作中的“小伙子爱上姑娘,小伙子失去姑娘,小伙子得到姑娘”之类。

摘要：《牡丹亭》在戏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学者们对其情节结构却有着或褒或贬的不同看法。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牡丹亭》的情节结构:以"意"即创作意图来组织故事情节,以"点线式"结构来展开戏剧冲突;采用"梦"与魂游的方式让作品真幻相生;双线交织以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深刻的时代主题;作者很注重情节的埋伏照应,整部剧作结构严谨、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