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年节民俗的产物,以表现戏曲、小说故事为主的晚清戏曲年画,包含有大量与"忠义"相关的主题。在它大范围的传播过程中,体现了民间传播的变异性、娱乐化与功利化等特征。其媒介性助长了"忠义"观念的扩散与"忠义"人物的神化,使"忠义"逐渐演化为民俗文化范式,融入百姓的生活中。在晚清剧烈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民间"忠义"文化所形成的集体共性意识,对外来文化冲击作出自身反应。

摘要：晋南地区民间木版年画始于宋金,盛于元明,清代成为其发展的黄金时代。晋南木版年画的产地主要集中于临汾(古平阳府所在地)及城西南的金殿村(古平水县),并遍及洪洞、襄汾、曲沃、侯马、稷山、新绛等地。自清中叶以来,随着花部演出的兴盛,在年画创作中增添了很多表现戏文故事的内容。清代顾光在《杭俗新年百咏》记载:"欢乐,花纸店所卖,四张为一堂,皆彩印戏出,全本团圆。"[1]此时的戏曲年画已然成熟,不仅"戏出彩印",而且"全本团圆"。

摘要：清朝戏曲年画繁荣,戏曲年画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在阶段展现出不同的形象特点,体现出历史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与评判。

摘要：在山东西南部一带,曾经有大量民间自发性的年画作坊存在,清末民国时期,该地年画制作进入高峰,尤以戏曲题材为重。这些戏曲图像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功能性、叙事性特征,刻制精巧、构图多样,对色彩与造型的把控也颇具特色。本文通过为期三年的田野考察,深入挖掘了该地各类别及功能的戏曲年画图像,并在对图像风格进行立体阐释的基础上,力图还原其在地方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文化意义。

摘要：戏曲艺术和戏曲年画在我国古代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戏曲和戏曲年画的盛衰变化正反映出民间艺术受众的众寡变化过程。戏曲年画的繁盛、衰落与受众的娱乐方式、教育程度、民俗与审美惯例息息相关,通过研究与分析戏曲年画盛衰过程中的受众变化,总结民间艺术与受众之间的发展关系,探讨民间艺术在当代传承与发展的途径。

摘要：2003年和2010年中国邮政分别发行了一枚以'盗仙草'为题材的民间戏曲年画邮票,一为天津杨柳青清代乾隆时期齐健隆画店印制的《盗仙草》;一为重庆梁平民国时期恒泰正画店印制的《盗仙草》,两幅作品都鲜活地记录了当地戏曲舞台演出精彩的瞬间,也都代表了当地戏曲年画的最高水准。虽为同一题材,但仔细观察比对两幅《盗仙草》,发现其艺术风格却大为迥异。那么,两地戏曲年画各自不同的区位因素和人文背景怎样?其材质和工艺有何不同?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在哪里?本文试图以两幅《盗仙草》为案例,以管窥梁平、杨柳青两地戏曲年画不同的艺术特征。

摘要：武强年画是在燕赵文化大背景下发展出的一种木版年画类型,其中的戏曲年画是年画艺人将年画与戏曲相结合而创造的融空间与时间艺术于一体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武强戏曲年画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房间布局,创造了"随类赋形"式的戏曲年画体裁。具有寓动于静、象征寓意、不拘一格、设色简明扼要的艺术特征。其戏曲学价值,首先表现在直观、形象地再现了清中叶以后河北地区剧种间交流与融合的时代风貌,其次是地域文化传统与时代呼声的有机结合,第三注重画面在民族审美情趣影响下的整体协调。

摘要：年画是产生于中国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除了表示吉祥象征意义和用于节庆装饰外,也用于传播民间故事,具有一定娱乐性和教化意味。清代,民间故事与戏曲艺术蓬勃发展,在流传过程中又以年画的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年画通过其极具民间审美的图像叙事风格,结合戏曲造型展现故事情节。在诸多民间戏曲故事中,白蛇故事因其跌宕的情节及动人的爱情故事被百姓喜爱,后改编为戏曲广为流传。以其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年画作品数量众多,是民间故事年画的代表性题材。

摘要：17—20世纪高密戏曲年画在中国戏曲年画的整体图像面貌中具有浓郁的地方图像特点。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受当地年画母题、戏曲文化生态及创作者与观者审美选择与需求等影响,逐渐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图像语言。扑灰、半印半画等多样化的制作技艺、"大挂子""一桌二椅式""条屏式"类型化构图和程式化的图像语言贯穿了高密戏曲年画的发展。

摘要：晋南木版年画以其历史悠久、风格多样而闻名于世,是晋南地区璀璨文化和节日民俗的记录者。戏曲年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戏曲与年画的关键纽带。晋南戏曲年画是图像叙事的典型代表,能够广泛地传播图像叙事中包含的思想内容,欣赏戏曲年画时利用图像叙事的空间时间化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回忆舞台演出、重温戏曲故事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