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能分割是实现权利效用的行使方式,在现代民法中有权利化的趋势。我国农地产权改革遵循从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承包经营权,再从承包经营权分离出经营权的权利分离路径。现行立法和政策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了过多非财产性权能,可将其中的承包土地请求权、续包权等权能归入成员权。

摘要：成员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而现行的民法总则却并未明确规定该权利。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明确规定成员权具有重要意义。成员权的一般理论涉及其性质、内容、成员能力、存在的团体基础、取得与消灭以及保护,可作为构建民法典中成员权制度的基础。在民法典中设计成员权可借鉴国外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实际,采“一般法+特别法”的立法模式,建议将成员权的一般规定纳入民法典之中。

摘要：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落实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置性条件。当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的矛盾和纠纷较多,谁来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是定纷止争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的理论阐释,分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的现状,提出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的相关制度设计,并以广东省南海区为例实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研究表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主体问题需从集权与分权、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国家法与习惯法、关系产权四个理论视角,深入分析界定前的现实、界定中的成本和界定后的效果。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需由国家及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来完成。争议较大、带有普遍性、外部性很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界定问题由国家通过制定基本标准来界定,由于信息问题难以界定的或界定成本很高的问题由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制定具体标准来界定。广东省南海区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成功实践表明,国家及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可行和有效的。

摘要：农村宅基地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农民依成员权可以获得宅基地的福利,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重构其权利体系:明晰所有权、搞活使用权、保障发展权和设定抵押权,让宅基地权利完整。"房票"+"地票"的制度设计可以主动推进宅基地的退出,同时需要有宅基地用途管制作为制度改革的保障。

摘要：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扩权赋能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更为开放自由的跃动空间,应充分解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特别性,发掘其复合功能与动态发展的阶段态势,鼓励从强制迈向自治的同时寻求二者平衡,由保持权利的原始闭锁性到接纳其渐趋开放性。而在廓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特别性的基础上,需明确权利主体的自然人身份,原始与加入两种权利取得方式;坚持自益权与共益权的二元成员权利结构之分,激活集体资产股份权权能;细化可操作的权利行使机制,探索成员积极行使权利的可行路径;针对权利主动与被动丧失,增加权利消灭的可预见情形等,以通过具体法律制度设计达到独特立法表达效果。

摘要：当今社会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慢慢弱化而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传统宅基地使用权被诟病,正是因为没有将身份性与财产性相剥离,因此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形成资格权,重新进行权利构造设计具备合理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但理论界对“资格权”的性质意见不一。目前主要观点为三种,分别为“剩余权说”“成员权说”“宅基地使用权说”。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认为在资格权定性过程中,应当形成坚持集体土地公有制、促进城乡土地权利一体化、切实保障农民权利三个基本共识。以中央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丰富内涵为指导,综合实践理性反馈的证成路径,可以得出资格权属性应为“成员权”的结论。

摘要：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各界关于集体资产“股权”性质界定、权能设计存在重大分歧,难以形成共识,根源在于没有对集体资产进行分类研究。基于各地的实践差异,折股量化的基础财产不同,所形成的“股权”性质以及权能亦应有所区别。若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等非经营性财产纳入折股量化范围,由此生成的“股权”实际上是基于集体所有权和成员身份而产生的农民集体成员权,应维持其身份性、内部性和封闭性。若仅以集体经营性财产折股量化,生成的集体资产“股权”可以界定为类似民商法中股权的“准股权”,不受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约束,是一种市场化的权利,可以收益、质押、继承,并可突破集体经济组织边界,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股权向集体外转让、赠与,吸收社会投资入股等。

摘要：宅基地利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根源于现有产权框架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核心是产权和收益分配问题。基于农村宅基地产权完善的收益共享机制的构建,是当前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关键。应遵循成员权身份的逻辑,进行操作性政策的整体框架设计:基于"成员身份"进行宅基地行政管理,保障宅基地占有的公平性;基于"财产权化",突破宅基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基于"市场化",设计宅基地占有激励机制,保障宅基地利用高效集约;基于"增值分配",设计宅基地整理机制,保障社会关系稳定。

摘要：党的十九大后,农地"三权分置"的新时代格局业已形成。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改变了农地所有权之外的权能配置形式:承包权兼具了保守性的成员权与流转性的物权之属性。成员权与物权二重性使得"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既实现了农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时代需要,又赋予了农民国家阶级主体地位的宪法保障。在宪法与民法的双重约束之下,权利性质的差异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得以表达。因此,两种性质的农地承包权在实践中理应区别对待。慎重协调承包权与经营权之间、成员权与物权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处理好"三权分置"改革的应对之策。

摘要：进城农民的“三权”嵌入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框架之中,对于“三权”的退出应找到统领它的逻辑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中起着规范、调整和保障个体成员利益价值的成员权。从农村土地个人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化的过程看,成员权是个体成员在法定结社时将土地权利让渡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后所剩余的本源性权利。“三权”是成员权行使的结果或形式,成员权是本质,“三权”是表象。新时期,进城农民“三权”退出的逻辑应遵循“缓和有因性”,即允许其成员权丧失后,“三权”存续一定期限,这一期限按照集体收益分配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顺序依次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