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时期,北方人民因频繁和多年的战争,而生活艰难。战争造成的民不聊生和百姓生活的悲惨迫使社会动荡。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治文化的创新,雕塑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艺术。魏晋时期以及南北朝时期的雕塑,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戴逵是一位具有特殊才能的雕塑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生和发展。戴逵的雕塑对中国雕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戴逵的雕塑写实,风格以流畅、柔和、优美为主,出发点是表达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抒情情感。作品反映了魏晋南北三朝雕塑在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呈现的独特风格和艺术形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通过梳理戴逵的生平及相关文献,试图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戴逵及其艺术思想在雕塑中的应用。

摘要：通行《世说新语》校释本对“行像”一词存在各种混淆,采用美术史研究的视角可以解决文献学难题。戴逵创“挟纻法”佛像与中古佛教“行像”仪式的视觉方案关联密切,通过视觉方案辨析,戴逵“行像画”表现佛像的视觉动态,直观上以“行”字来描述,可见中古早期艺术认知的突破。判断戴逵画“行像”是再现现场,材料不足支持。

摘要：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冲突和交融,而且与中国的艺术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佛像及造物等艺术品的输入和刺激,中国也随之有了寺塔。石窟佛像和佛画,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 由于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艺术家和匠师也必然投身佛像艺术的创制之中,这些艺术家和匠师也必然受到佛教思想的薰染。但是,艺术和宗教毕竟是有区别的。

摘要：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需要雕塑家的潜心投入,而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也会对雕塑家产生影响,但艺术和宗教之间有根本区别。戴逵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雕塑艺术家,其本人的信仰是否会影响其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是否会影响信仰,是难以简单论断的问题。从研究佛教雕塑艺术家戴逵的佛教信仰与雕塑创作的关系入手,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启示。

摘要：戴逵(约326——396年)、戴颙(378—441年)父子在东晋、刘宋时代以佛教雕塑知名,在使佛教雕塑艺术汉化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第一批留下姓名的雕塑家,这差不多已是美术史论界的定论。如王子云先生著《中国雕塑艺术史》、林树中先生编著《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卷》等,均持此观点。林先生更明确指出:以戴氏父子为典型的“秀骨清像”风格雕塑的影响“遍及南朝,也影响于北方龙门石窟等处的佛像雕塑。”这种观点还散见于其他研究者对云冈、麦积山等处雕塑的研究著述中。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尚存可商榷之处。现将笔者的看法陈述如下,谨呈方家教正。 一、分析现存文献资料,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的说法并不可靠 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 戴逵,字安道,谯郡铚人。幼有巧慧,聪悟博学,善鼓琴,工书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小碑子,为郑玄碑,时称词美书精。

摘要：中国古代佛像雕塑至东晋进入渐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戴逵凭借自己的绘画、雕塑造诣,承当时社会崇佛风气的影响,在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求变,将印度佛像样式融入到中国传统的造像风格中,先后完成了建康瓦官寺、山阴灵宝寺两组著名的佛像雕塑,并开创了“秀骨清像”派的新的造像风格。

摘要：东晋时期,有一种“依仁游艺”的隐逸模式,它以儒学立身,以“游于艺”为人生依托和崇高境界。其中代表人物戴逵,继承了儒学与隐逸结合的传统,并顺应时代的发展,投身于绘画和雕塑艺术之中,扩展了“艺”的外延,在人生方式和艺术创造两个方面,为后世做出了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我国东晋时期著名雕塑艺术家戴逵自幼多才多艺、出类拔萃,成名后深得朝廷赏识。然而他隐逸不仕,一心钻研雕塑、绘画、音乐等技艺,其隐逸之风范颇为当世名士所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