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作为“艺术”在今天需要自我反省。社会作为艺术的存在世界也需要接纳艺术的再认识。本文试图以“艺术介入社会”的批评视角来观看近些年中国的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特别现象，希望在各种不同的批评话语中来突显、重新肯定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关系。

摘要：从批评史的角度探讨"美术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五四时期"美术"的批评。相比吕澂从"美术之弊"到"美育之效"的批评视野,陈独秀关于"美术"的批评话语主要是围绕"王画"展开的,显示出对文人画价值的深刻怀疑,这与陈师曾的论说形成富于意味的对话,从中亦可透视文人画在20世纪遭遇价值危机的轨迹。

摘要：在中国近代逐步走向开放、大批学者纷纷转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背景下,梁宗岱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修养的学者,他在文学批评中却时时渗透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笔者认为,梁宗岱诗学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在哲学层面他的诗学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概念上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在批评话语的选择上也借助了中国传统批评话语的形式和方法。

摘要：与小说、诗歌等传统艺术形式相比,电影更趋于群体性创作,似乎是天然地缺乏作为个人的作者,但这并没有阻绝关于电影个人化倾向的理论构建与艺术实践,其间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自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的"作者电影"。就理论层面而言,"作者电影"的命名逻辑来自一套承认导演主观能动作用的批评话语体系与电影研究方法,即所谓的"作者论",而具体到艺术实践,"作者电影"则是指那些高度体现导演个人思维方式和艺术风格的电影作品,事实上也是对"作者论"的践行。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批评是在根基派民族文化审美意识主导下,建立在自己丰富文学创作之上的经验之谈,具有非系统性、非逻辑性、未完成性等“作家批评”特点,但这并不妨碍其对同时代俄国作家批评话语上的真知灼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把作家能否实现“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即“发现人身上的人”作为艺术创作成功的最显著标志。从这一评判尺度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同时代俄国文学中或许仅有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为数不多的天才作家在创作上接近“发现人身上的人”这一崇高的审美要求。陀思安耶夫斯基批评镜像中的同时代俄国作家是追求艺术俄罗斯性(“全人类性”)意义的审美人道主义者。

摘要：《文学回忆录》是一部由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的世界文学史。木心对于文学的介绍和评论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教材,而是充满了个人的感情色彩,并展现了对人生、生活、艺术、审美、宗教、文化的思考和感悟。从批评精神上看,木心倡导“整体融通、不事体系”的理念;从批评标准上看,木心坚持“以‘诚’为本,唯‘美’至上”的原则;从批评话语上看,《文学回忆录》呈现出“审美直观,明心见性”的特色;从价值定位上看,木心的文学批评观念承接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并完成了现代性转化,真正实践了古与今文学的对话、中与外文学的融合。

摘要：近年来,80年代研究成为学界热点,成果不断涌现。贺桂梅教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便是重要的一种。2021年3月,该书第2版问世,以此为契机,2021年5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第41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本次论坛以"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80年代"为主题,邀请贺桂梅教授担任主讲,祝东力、卢迎华与杨庆祥三位学者担任对话嘉宾,以期重估80年代的思想价值,重建批评话语。本刊特刊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摘要：近年来,生态艺术逐渐成为当代艺术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态艺术家的创作也不应局限于"绿色标签",而应转向生态与自然、社会、文化的多方位思考。本期[锐评]从"生态艺术"这一概念的建构出发,探讨当下生态艺术的观念转向,并提出后疫情时代生态艺术创作方向的建议。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围绕国产电影展开的影评由最初对电影故事情节及演员演技等方面的简单描述,开始深入到影片的内在思想意蕴以及艺术表现方式层面进行相对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影评作为独立于电影作品的一种全新艺术样式,其艺术独特性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知识分子题材影片中,影评的自觉意识主要体现为将影片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置于抗日战争以及战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审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以“人民”为核心概念的批评话语。

摘要：一、当前文学批评的状况很多研究者对当前的文学批评都表示了不加掩饰的失望，如於可训认为当前的文学批评已被严重异化，经历了由克服政治性的异化到出现市场化的异化的复杂变化，文学批评既因为“缺席”、“失语”或话语的“自闭”，而与自己的对象隔离、疏远、分裂，又因为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而将自己的职责、功能出让给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经由这样的过程，文学批评最终成了失去其特质的非批评、打着批评旗号的伪批评，甚至是与批评活动对立的“反”批评。[1]李星则认为，导致文学批评衰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学创作数量巨大，批评家无暇细读所有的文本，对于很多文本停留在“泛读”的层面，一是各种形式的新作研讨会“绑架”了批评家，使批评家的批评碍于人情而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2]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几种观点，这些观点无疑都不同程度地切中了当前文学批评的症候。概括起来讲，当前的文学批评呈现出这样几种趋势：文学批评与社会、与作家、与作品、与读者都严重脱节，批评话语被纳入了商业性的运作而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批评家丧失了主体性而成为市场与人情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