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I时代的技术革新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权利侵犯现象。对于这些侵权现象的规制,不能仅仅局限于直观的侵权行为本身,更要追根溯源探究其背后机理,亦即问题产生于"技术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处理-作出行为"这一线性流程的起点,经由数据收集、处理阶段进一步发酵,最终通过具体行为而使得权利侵害现象被个体感知。因此,AI侵权实质上是技术设计者利用科技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产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客观性成为服务目的理性活动的工具,"技术中立"作为设计者价值渗透、利益追求的解蔽手段而存在,使得掩藏于行为背后的本相很难被捕捉更无从规范。加之立法为促进技术进步基于结果导向的简单功利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技术中立",技术的负外部性日益膨胀。若想从源头减少愈演愈烈的侵权现象,就必须揭开"技术中立"的面纱,规制技术的设计过程,通过"技术设计民主",将被忽视的利益和价值纳入进技术编程,使技术渗透符合人性的价值因素,将技术合理性转化成民主合理性。

摘要：作为作品传播技术的云计算使得技术中立原则所强调的技术(设备)与服务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因而需要重构技术提供者的版权责任规则。技术中立原则既不能使技术提供者将商业模式建立在侵犯版权的基础上,也不构成权利人控制技术市场的理由。以技术提供者服务或技术提供行为的可归责性为中心,回归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借鉴产品责任法的"合理替代设计"标准,合理的第三方责任规则将促进技术发展者和版权人之间的合作。云计算传播作品的方式难以为版权人所享有的传统财产权所涵盖,其服务提供者承担直接责任的可能性较低;但为鼓励作品创作之目的,有必要扩张出租权的适用范围,以保护版权人的合法利益。

摘要：智媒传播场域下,“技术中立”的论调成为智能算法自动化决策与法律责任界定的难题。然而,“技术中立”的概念使用实际上杂糅了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无涉价值论”、立法技术上的“技术中立理念”、版权法领域的“技术中立原则”三方内涵,导致概念混淆。“技术中立”难题的解构关键在于概念检视:一是在价值评析层面揭示技术内涵的社会维度,证成算法决策结果归责的正当性;二是明晰“技术中立理念”的内涵,排除制度设计层面的概念干扰;三是阐明“技术中立原则”的规则演变及法律适用条件,指正其在责任界定中有限的抗辩效果。基于历史视野,“技术中立”的技术治理观已无法适配当下的算法治理场景,应以“算法向善”为导向,在规范层面转变技术治理模式。

摘要：在技术领域,很多技术人员甚至部分技术专家都认为技术具有中立性,技术本身是无罪的,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一项技术被设计或者发明出来,在纯粹的科学技术领域确实具有中立性,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但技术被设计或者发明出来,目的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科学技术领域,必将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进入社会生活以后的技术,必然会变成一种工具,与各个群体的利益紧密相连,难以一直保持中立。

摘要：从“数字化生存”到“数字化繁荣”,流量成为当今最突出的技术环境表征与具象化存在,既推动“物的消费”向“符号消费”转型,也促使信息数据和货币资本无需中介地转化,在影响个体行动与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成为互联网场域的关键通货。流量在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及运行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路径,即量化一切所带来的生产性权力的隐喻和消极后果。然而,流量首先是技术的产物,也是互联网商业体系和货币流通亟需的新标准。以技术中立的逻辑重新审视流量,在与流量必然性共存的前提下,需要顶层设计来破除商业平台的流量收割,以彰显社会公器之益。

摘要：在新技术条件下,不同国家的民众均呼吁版权法改革。但是,不同利益主体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这表明"下一部伟大的版权法"不仅应该着眼于具体制度的设计,更应该从宏观层面关注制度设计的整体方向与改革原则一部伟大的版权法必须植根于产业的创新实践,在符合国际条约要求的前提下虑及一定的政治需求,且须正确处理技术中立原则所具有的弹性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版权法应以商业模式为中心促进版权人和技术开发者的合作共赢,兼顾不同主体的版权利益并实现合理的平衡状态。此外,版权法的条文表述应具有简洁、明晰的形式美。

摘要：以往的认识论往往将算法视作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和神秘黑箱,并将内容生产者的行为失范和代码设计者的人本价值缺位作为算法治理的主要对象。不过,新近的治理实践已经意识到算法的商业实质及其在平台经济中的规则建构能力,并尝试对其特定功能加以限制。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阐明,需要将算法置于网络内容经济的增值过程中,才能实现对算法的解码和祛魅。平台积极利用算法组织内容生产过程,调整供给结构,定义传播扩散规则,从而建构起服务于内容变现的算法规则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公共议题的传播环境。鉴于此,相关治理应以分析算法在平台经济中的规则建构能力为基础,将算法的设计初衷和商业功能、平台的责任规避主张、内容经济的组织架构、平台风险社会化的倾向纳入考量,据此制定相应的治理策略。

摘要：智能算法在现代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泛化利用,打破了传统垄断协议场景中行为事实与法律规范间的因应谱系,有必要依循算法的技术性本源,对其行为认定进行要素分离并释明。在主体要件中,“形式标准”下算法共谋的适格主体仍是算法设计者和应用者,二者在技术中立视角下分别适用“功能中立”和“合理距离”的判断标准;在行为要件中,限制竞争的“合意”依然是认定算法共谋型垄断协议的基准要件,需依据算法间“信息交流”的内容识别与场景类型来推定算法共谋的“合意”存在;在效果要件中,应依循消费者福利标准评估定价算法的新型共谋样态,基于经济效果分析考察其能否适用于垄断协议的豁免情形。

摘要：司法实践规制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通常有"保护消费者利益"及"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两种理念。前者虽具一定的合理性,但误读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精神,也有违该法保护法益的历史演变规律,故不可取。反不正当竞争法内含的公益精神决定了规制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理念。为贯彻、落实该理念,首先引入利益衡量的分析框架,在明确主体利益类别、审视利益位阶与识别多方主体冲突利益的基础上,针对各组冲突利益设计不同的衡量思路,并对各子结论进行最终的交叉权衡。其次,具化该理念各考量因素的适用,尤其是提炼技术中立因素、商业模式因素与行业惯例因素的认定细则。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视频与广告的结合更加紧密。视频网站由于盈利性的需要,投放的视频广告质越来越差、量却越来越多。消费者对于过多、过滥、过长的视频广告,怨声载道,不胜其苦。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视频屏蔽广告软件应运而生,其诞生引起视频网站的恐慌与反感,开始出现大量视频网站诉视频广告屏蔽软件的案件。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基本采取认定视频广告屏蔽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立场。但是此种认定,不符合竞争法理论,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世界的发展潮流。因此需要在竞争法框架下,从竞争关系、不正当性、规则适用等三个方面出发,基于谨慎干预原则,重点分析广告屏蔽行为是否满足消费者利益保护和技术中立抗辩的适用条件,结合类型化的视频广告屏蔽行为和视频广告,进行个案分析,得出视频广告屏蔽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正当结论。如结论为该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再根据行为的特征,适用相应的竞争法具体规则进行规制。只有通过上述路径对视频广告屏蔽行为进行分析,方能廓清现有司法规制的谬误,还视频广告行业发展的健康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