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调查官作为法官的技术助手,在解决司法技术障碍、畅通法官沟通桥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但作为舶来品,该制度在环境领域的理论建构值得思考,在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亟待明确;法律规范与制度有待于衔接;权利边界与监管难题有待于突破;中立属性与人才培养机制有待于建立。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的规制路径是:(一)制度设计方面,健全法律制度与多元模式;(二)适“度”把握角色定位与权利边界;(三)完善人才培养与考核追责程序,确立准入、激励、退出等具体方式,促进管理规范性与审判专业度的提升。

摘要：技术事实是知识产权诉讼的基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技术事实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非直观性以及远离生活经验等特点,这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极为不利,也阻碍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接受,而技术调查官的出现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来看,技术调查官与法官的界限、证据规则在技术调查官制度中的运用、技术调查官结论的可信度等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这可能会对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实际效果产生不利影响。从确保技术调查官所做结论的公正性的角度考虑,拓宽技术调查官的参与庭审渠道、提升技术调查官的品格素质能力以及优化技术调查官的调查程序是未来制度完善的关键。

摘要：鉴于生态环境类案件日渐复杂且具有较强技术性和专业性,引入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以应对生态环境案件的审理困境具有迫切性与正当性。实践中,我国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存在选任标准不够完善、技术调查报告公开及效力不明确和技术调查官的工作规则不够细致等问题。基于价值共通性,我国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制度可为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提供经验借鉴。为推进其适用,在规则设计上,应细化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选任标准,并明晰调查报告为审判的辅助技术参考;程序上应健全工作职责与监督管理规则,以确保该制度的良性运作。

摘要：知识产权技术案件中技术事实的查明是案件审理中的焦点、难点。为攻克技术事实查明难题,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路径。从优化合议庭的组成到借助技术调查官的专业知识实现合议庭整体知识结构的再设计,从传统依靠鉴定到引入专家辅助人实现技术问题庭审实质化,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建立起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和审判经验,通过解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及运行模式,揭示法官审理技术事实的思维导图,为进一步优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供思路。

摘要：《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进行了框架性的顶层设计,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技术事实查明体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结合审判实际,从技术调查官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技术调查官的定位、类型、来源、选任、退出、工作职责、参与诉讼活动规则等具体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为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有效构建与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技术调查官制度未来运行中应当注意的有关回避、技术事实与法律事实区分和法官让渡审判权等方面问题。

摘要：技术调查官制度源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所吸纳,近年来在生态环境审判领域亦有设立之趋势。技术调查官制度有其特有的内在逻辑,即为法官提供技术辅助,以克服法官在审判中面对日益繁杂的技术问题难以形成心证的困境。这一特有的制度逻辑,填补了中国技术事实查明方式的不足。但目前对技术调查官制度适用领域的限制,使这一制度的价值无法全面展现;立法中对技术调查官制度功能的不明晰,亦导致了技术调查官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对此,可去除适用领域的限制,设立整体性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并基于其内在逻辑理顺制度架构。

摘要：将技术调查官引入检察系统是为了给检察官办案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帮助,辅助检察机关在涉及专业知识的案件中充分履行公诉与监督职能,更好地应对实践中日益复杂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该制度已经在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中进行了实践,但是该制度还存在着检察院技术调查官的身份定位及责任承担不明、技术调查意见不公开容易导致控辩双方力量失衡等问题。为了该制度能够有效发挥其作用,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当从技术调查官的身份定位及聘请方式、工作职责、责任承担等多方面考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与现有制度的协调,保证该制度能够科学有效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