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竞争正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在关键技术与产业面临限制和打压的环境中,面向军民两用的高新技术融合创新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关键。高新技术的“卡脖子”特征主要发生在面向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应对重大社会挑战三个层面,是军民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赶超的重大使命。因此,军民科技创新网络需要进一步明确创新网络的耦合关系和网络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职能分配,充分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结合关键技术与产业的创新特征,围绕技术赶超的“原路模仿型”“弯道超车型”和两者相结合的“双元交叉型”三种发展路径进行设计,推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与能力建设。

摘要：本文把技术赶超的过程,理解为微观主体在特定的激励结构下持续开展高强度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国高铁从试验性探索、引进消化吸收、正向设计再到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技术赶超过程,嵌入在中国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高铁在21世纪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中国的总体改革进程又为高铁产业的制度变革打开了空间,并与高铁自身的管理体制、产业组织结构等因素共同塑造了高铁的微观激励结构。这样的激励结构,不仅促使创新主体开展高强度的技术学习,而且促成了高铁有别于中国多数产业的组织间合作关系,最终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技术突破。作为典型的复杂产品系统,"干中学"、"用中学"和"试验中学"是中国高铁技术能力积累的核心机制,而在技术能力积累的过程中,消化吸收能力、正向设计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背后,则是高铁部门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政府在中国高铁部门创新体系中发挥了独特的、强有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高铁对其他产业技术赶超的启示,绝不是泛化"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具有特定边界条件的发展模式。不考虑各产业在技术范式、竞争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试图将高铁经验简单复制到其他产业的观点是不当,甚至是危险的。

摘要：中国是典型的巨型经济国家,而且正处于技术变革加速和技术全球化的时代。尽管雁行模式对日本的技术赶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具有可复制性。论述雁行模式提升国家技术能力具有的特点和局限性,同时分析雁行模式对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启示。

摘要：国家技术赶超是发展中国家避免或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选择。不同赶超国家的赶超路径选择是会相互影响的。同时作为典型巨型经济,中国与当代技术领先国家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竞争关系。中国的技术赶超战略选择需要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战略,以未来多技术中心世界格局方向作为赶超目标进行努力。

摘要：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时代典型的“卡脖子”产品。在面临外部遏制的背景下,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面临先行者底层技术生态壁垒和供应链脱钩威胁,当前自主产业生态系统中存在诸多断点卡点,国产替代缺乏有效统筹。因此,需立足于完善的产业体系、海量的应用场景、坚实的人才基础以及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通过非对称竞争这一底层思维逻辑实现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突围和国产替代。为此,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强化“卡脖子”产品国产替代的制度保障,加强基础研究以夯实国产替代的技术根基,落实人才战略以增强国产替代发展源动力,深化开放合作以打造开放型国产替代生态,加大逆周期投资以培育非对称竞争领导者,紧抓需求窗口以“划时代产品”牵引国产替代。

摘要：赶超和收敛是思考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或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经常用到的两个重要概念,由赶超和收敛又衍生出经济赶超、技术赶超、经济收敛、技术收敛4个关系非常密切却又有不同的概念。回顾这4个概念是如何伴随着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发展而出现和演化的,并在此基础上对这4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比较。厘清这4个概念,对系统思考我国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