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戏剧以服务现时救亡的极大张力,呈现为多元、多样、多变的总体镜像:民族与世界、传统与当下界限模糊,城市与乡村、民间与官方相融共生,艺术与现实、舞台与观众应和一片。这是抗日救亡的响应,是家国情怀的共振。此时此刻的战时现场,既是爱国情愫的释放与传导,也是情感的激励和诱发,其生成机制的内驱力是家国一体的整合功能与启蒙效应。

摘要：1939年8月至9月,昆明新滇大戏院演出了曹禺编剧、导演,与国防剧社等共同完成的剧目《原野》,闻一多担任演出的舞美设计。闻一多作为早期“国剧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十余年后再次运用“综合的艺术”观进行舞台实践,呈现出《原野》在抗战时期深层的民族觉醒与戏剧变革命题—如何以强悍的原始生命力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并开创出现代戏剧形态的剧场空间。由于《原野》第三幕对人物心灵幻象的多重揭示,闻一多敏锐地把握到剧本从复仇的外部动作统一性,转向了内在精神自省的深邃空间。代表人物之间意志冲突的“对话”,在退居主体内心的幻境中失势,内在心理空间的阐释成为最重要的替代话语。闻一多用“黑林子的剧场”美学,透视人物“反抗的魂灵”,构成了抗战戏剧中新的民族诗学图景。

摘要：抗战戏剧与战时社会教育关系极为密切,战时戏剧参与社会教育工作并不是零散的、自发的,也并不仅仅停留于一般所论的"宣传剧"层次,而是一场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工作,是当时整体社会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视角出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抗战戏剧形态的一系列关键性变化、更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摘要：曹禺抗战戏剧观的形成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时代责任感以及作为杰出戏剧家丰富的编剧、导剧与演剧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因时制宜的新变,也有一贯以来的坚守,更有坚守基础上的发展。他的抗战戏剧观在强调戏剧时代性与宣传性的同时,亦重视艺术性,并努力追求戏剧表达的大众化。曹禺的抗战戏剧观及其创作实践激励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志,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以文艺服务于抗战的戏剧家的重要典范。

摘要：1938年4月,洪深任职于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戏剧官”生涯。在此期间,洪深兼任教导剧团团长、艺术研究会主任、军中文化工作班戏剧系主任,凭借其卓越的戏剧修养与胜任繁剧的能力为抗战戏剧宣传与教育做出贡献。本文通过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洪深百余封手札信函的整理,力图呈现洪深及第三厅共事者在抗战戏剧工作中较为真实细致的面貌,为相关研究增添新史料。

摘要：7月6日至7日,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的日子里,首届海峡两岸抗战戏剧研讨会在曾经遭到日本侵略者践踏的厦门市举行.会议由中国田汉研究会、田汉基金会和厦门市中华文化联谊会共同主办,厦门大学戏剧影视与艺术学研究中心、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联合承办.

摘要：一般认为老舍是解放后才自觉向政治和人民靠拢,创作了《龙须沟》等戏剧后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笔者认为老舍获得这一称号并非因某一部戏剧,而是作家长期为人民创作的结果。实际上,正是抗战才使老舍从一个留学归来的精英小说家转变成一个充满人民性的戏剧家。文学史上的老舍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现代文学史上作为小说家的老舍,从英国留学回来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幽默写家;另一个是当代文学史上的戏剧家，解放后创作《龙须沟》、《茶馆》的老舍，是紧跟时代政治的人民艺术家。这两种看法形成了鲜明反差，我们不禁要问老舍的创作和文艺思想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是如何过渡和转变的？老舍出身平民，他早期的《二马》、《离婚》等小说很自然地描写了一些市民生活，但在这些小说中老舍多以“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的眼光对传统进行批判，像《猫城记》更表现出一种精英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失望的情绪，此后老舍陷入反思和迷茫。

摘要：在抗战八年中,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戏曲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和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曾两次来到广西战时省会桂林,度过了七年之久,他在献身桂剧改革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戏剧运动,在桂林留下许多动人事迹。幽默风趣的“杜门诗”1941年底,端木蕻良从香港脱险,途经东江游击区辗转来到桂林,结积了正在桂林的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端木是小说家,但在欧阳先生的热情鼓励下,竟被拖“下海”,也搞起戏剧创作来了。

摘要：中国"抗战戏剧"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文化活动中民族意志、国家意识的聚焦和高光。在这背景下,对戏剧艺术乃至别的文学艺术样式的民族形式的关注、研讨和美学构建成为可能。抗战戏剧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居功至伟。

摘要：当抗战戏剧以能否最大限度动员民众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衡量其自身成就的最主要标志时,大众化、民族化便成为包括戏剧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指向。沿着大众化、民族化道路,桂林抗战戏剧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重视民众期待视野,从民族心理层面熔融着中华民族的意志与情感;关注大众情感反映,努力创作符合观众心理期盼的艺术作品;遵循大众审美习惯,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承载时代的召唤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