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自此,北魏成为北朝的第一个政权,也是第一个正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少数民族文化随之进入中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融。在北朝“戎华兼采”的文化取向影响下,自周代便进入礼乐仪式的《诗经》乐歌(以下简称“诗乐”)也展现出了新的特点。

摘要：《史碑鉴》是闽西汉剧新编历史剧.南北朝时代,北魏战胜周边各国,统一黄河流域之后,以太武帝拓跋焘为代表的鲜卑族贵族利益集团与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利益阶层是支撑政权的两大营垒,二者之间产生尖锐的利害冲突与权力争夺.拓跋焘是一位性情剽悍且雄心勃勃的君王,欲以修史平息庙堂之争;复以"务从实录"之命,设欲擒故纵的圈套:最后以"暴物国恶"之说达到排挤政敌的目的.

摘要：云冈石窟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兴造的皇家石窟寺。云冈石窟的开凿与古时的画像、照铜镜以及现代照相是一个道理,是出于种族延续前提的审美本能而刻意留下美好的瞬间,以求传之后代、永世留存。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石造像是一种艺术,最早始于印度。

摘要：北魏早期的佛像带有浓郁的中印度色彩,造型保留了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大部分形象特征,以犍陀罗风格为主,同时融入了印度笈多王朝的造像特点。彼时,西域高僧进入中土传教、授经,带来了犍陀罗样式的佛像,使得工匠在最初造像的过程中参考的佛像样式基本源自佛教经文,故北魏早期的佛像往往是依据经典仪轨制作而成的。北魏初期的造像梳波浪式发髻,面部圆浑,有高鼻梁和深眼窝,身材高大雄伟,衣褶为扁平状上加刻阴线,乃犍陀罗样式的沿袭。还有一些造像除了有犍陀罗风格之外,还带有笈多地区的造像特点,比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由菀申所造的鎏金铜佛立像。

摘要：按照墓志铭记述的惯例,墓志首先追述了源延伯原本＂皇族＂的显赫家世。他的远祖是神元皇帝。神元皇帝就是拓拔力微（一七四—二七七）,从铭文可以看出,＂源姓＂和后来拓跋氏的＂元姓＂应为同宗同祖,这也在史书记载中得到映证。《魏书·高祖纪》云＂后魏本姓拓跋,至孝文帝更为元氏＂《魏书·源贺传》云：＂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贺传容貌,善风仪。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

摘要：公元5世纪50年代,昙曜五窟的开凿,揭开了今日'云冈石窟'历史的大幕。作为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昙曜五窟是当时博采国内外众家之长对艺术造型再创造而形成的北魏自身时代特色的集中体现。但其艺术造型粗犷而雄浑的气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精工细琢的富丽之风,造像表现出面相清秀、衣着轻薄飘展的艺术风格,因为历史已走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云冈石窟也在太和年间迎来了新的艺术高潮。随着北魏迁洛,平城丧失都城之位,云冈石窟也日趋衰落,造像面容更趋清秀。

摘要：有史可稽的云冈石窟的始凿时间是北魏兴安、和平年间，即公元452-46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行灭佛之策，“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1]。六年后，即兴安元年（452），其孙文成帝拓跋溶践极，即下令修复佛法。逃离京畿的丽宾高僧师贤、昙曜等被尽悉召回。

摘要：读过多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课堂实录,发现讲解典故时,执教者设计的问题大同小异:谁?做了何事?结果怎样?用意何在?这个教学点的落实存在明显不足之处——教者单纯认为通过朗读可以把握典故的情感基调,好像读一读任何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从某种意义来说,文本更需要精致、理性、深入的咬文嚼字。单纯靠读医治百病,这是有意回避分析讲解,是解读能力降低和弱化的表现。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个大混战的时代,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既是外来文化源源输入和科技、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不依附于权势而进入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宗教迷信大泛滥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分裂混乱之中,战争频繁,民生疾苦。政局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带来的是经济的普遍衰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有了超乎寻常的改变。此时的统治阶级早已被儒家思想所左右,民间的风气也随之俯仰,纷乱的社会又给宗教的蔓延和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社会各个阶层对宗教有了更为迫切的需要和更为广泛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