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个人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其价值在于不断地流通。而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合同法+侵权法+技术措施为数据生产者架构了一个事实财产权的框架,在实现数据保护的同时加剧了数据锁定之风险,不能为数据流通提供行为预期。而数据赋权的意义在于,承认数据的事实财产权,并进一步将之塑造为实证法上的权利概念,从而为数据流通提供行为预期。数据生产者(包括单个数据生产者和数据集生产者)作为数据流通的发起者,在数据生产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因而需要赋之以权利,通过法律上的激励机制实现数据流通。排他权是权利结构的核心,数据资源的排他权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商业秘密即可借鉴。对于数据资源排他权的塑造,其维度有二:一是通过合同界定出价值量相对完整的客体,即单个数据抑或数据集(维度广、种类多、数据量大);二是通过行为规范,即从来源合法和使用不违法两个层面构建数据利用行为规范。只是客体特定化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如可追溯日志)甚至法院确权程序(如果有的话)来确定。其结果就是,该项权利消弭了对世性,即有限对世,丧失控制即丧失权利。这样的权利设计既迎合数据资源属性,亦符合财产法原理。

摘要：著作权法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向谁授予对无形客体的主观权利。考虑到作者和表演者需要以适当收入作为进一步创作和艺术工作的基础,现行法偏向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权利人的报酬应以排他权(排他权、禁止权)的方式,还是以负有支付义务的法定许可方式进行保障。这涉及财产权利(property rights)与责任规则(liability rules)之间适用的选择。最开始,排他性权利作为对新技术发展的回应,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这一贴合市场的解决方案早就在现行法律中,被诸多的报酬请求权打破。本文描绘三组不同的报酬规则,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作为解释学上的接触规则(methodische Zugangsregeln)发挥作用。得益于这些规则,主观权利的固有理性就可与其他功能系统的内在逻辑进行具体协调。此外,通过对著作权发展中的三个实例进行分析,本文也将探讨司法实践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以报酬请求权的形式确立妥当的接触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