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了认罪案件的协商式刑事纠纷处理机制。对试点实践考察后发现,协商中存在控辩失衡问题,控诉方掌控协商话语权,被告方则明显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制度改革中的"路径依赖"、程序参与者的"个人倾向"以及制度设计的谨慎和制度准备的不足是造成控辩失衡的主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有诸多涉及控诉方权力义务与被告方权利保障的规定。为正确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促进控辩关系平衡发展,应从控辩地位平等、信息对称、对话能力相当、对话规则公平的要求出发,对修改条文进行解读,以期未来控辩双方通过理性商谈形成纠纷解决的共识。

摘要：刑事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以提升刑事诉讼程序效率为重要价值取向,包含着实体上(刑罚)从轻、程序上从简的制度安排,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以控辩协商为先决条件。从这一实践价值出发,可以将刑事速裁程序试点视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先行试验,刑事速裁程序试点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在制度安排与试点方案上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应当重视控辩双方关系的协商性,并通过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协商能力以确保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重点也将从对案件事实与证据的审查转向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控辩协商的合法性之维度,继而将提高公众对中国司法的信任度作为衡量试点是否成功的根本尺度。

摘要：我国控辩协商的变迁历程从根本上揭示了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这一改革不可避免的渐进性。职权主义的传统思维贯穿于控辩协商渐进式的发展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最终呈现为对“权力主导”路径的依赖。这一路径依赖使得我国控辩协商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并且大大增加了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难度。为了避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陷入既有路径依赖的羁绊,重蹈此前控辩协商改革的疲软与僵滞,应当实现由“权力主导”到“权利关照”的路径转变。以构建法定的协商程序为目标,推动控辩协商制度化,实现认罪认罚从宽的合宪性控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变革方案,克服改革的惰性,加强顶层设计者主导变迁的决心;以先验性到经验性的认知转变为改革养分,增强本土化自觉,促成理论与实践有效的二元互动。

摘要：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配套机制在实践中适用率较低,主要面临着司法理念滞后、适用成本高和程序设计阙如等三重困境。鉴于证据开示制度具有保障被追诉方的知悉权、提升认罪认罚质效和强化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等价值,有必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合理地探索其程序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程序的设计应当从启动范围和方式、开示主体与开示对象、开示内容、证据开示的衍生效力、救济程序设计等方面展开。

摘要：少捕慎诉最开始作为一项办案政策由检察机关在未成年案件中提出,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性以及不完整性的特征。少捕慎诉作为一项原则是捕诉一体改革的必要措施,是检察机关履行主导责任的必然选择,与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相契合。少捕主体因逮捕权的分散具有多样性,但少捕慎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主体应确定为检察机关。从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引力从而扩大少捕慎诉原则适用的角度,将适用范围确定为认罪认罚案件具有合理性。认罪认罚案件中贯彻少捕慎诉原则与检察权司法化存在张力,制度设计上应当将少捕慎诉纳入控辩协商的范围,以此保障少捕慎诉原则发挥实质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