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况判决是撤销判决的例外,其核心是法院对于重大公共利益的认定与权衡。但是,自“益民公司案”始,实践中开始出现法院将特定人信赖利益纳入情况判决的适用范围进而实现存续保护的做法,这集中表现在房屋登记、行政许可、行政征收三个领域。在情况判决中,法官对信赖利益的考量存在“独立保护”“直接公益化”与“间接公益化”三种说理方式,这虽然有利于分析案件所涉及的多元法律关系,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但也隐含了削弱依法行政、妨碍妥善调整多元利益的风险。对此,在情况判决适用的源头控制层面,应当排除善意取得案件的适用,将撤销判决逻辑转变为履行判决逻辑;在理由限定层面,应当严谨论证所维护利益的重大性、规模性和现实性,将信赖利益作为辅助考量因素;在方式优化层面,应当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允许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沟通协商,以便及时采取止损措施、促进相关利益的最大化整合。

摘要：一直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初衷好,下面执行变味”等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偏离设计初衷的制度执行,使民众感受到的不再是“原味”的善意与恩惠,而是种种不公平与非正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

摘要：工伤认定案件所引发的循环行政诉讼,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适用的审查标准不同,导致工伤认定在不同程序中呈现的结果不同;行政和司法不同的程序设计带来了工伤认定举证责任的事实转移,令认定结果出现偏差;行政诉讼中,司法对行政的尊让和司法权力本身的有限性,使得工伤认定案件中撤销并重做判决的拘束力不足。适当调整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适用方式、考虑判决中的变更权,有助于在利用现有体制资源的范围内,以行政和司法的良性互动机制,实质性解决循环诉讼问题,而体制框架性变革所涉及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仍需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