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均衡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基于收入水平视角,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0.5%。(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服务业发展、农民创业进而实现农民增收。(3)基于收入结构视角,数字乡村建设并未充分发挥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的作用,其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仅由提升经营性收入实现,分样本回归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仅在农民创业活跃度高的地区显著。(4)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数字乡村建设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增收效应更强,对城镇居民收入影响不明显。据此,建议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的行动方案,并从鼓励创业及财产流动的角度制定政策以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摘要：移民收入水平的恢复和提高一直是水电工程移民安置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移民收入水平的预测研究大都以定性为主,鲜见针对电站建设期和运营期移民收入水平进行连续时间序列预测的研究。本文构建了三种水电工程移民收入预测理论模型,包括:基于农用地产值计算的移民年收入预测模型、基于小康社会及新农村建设目标的移民年收入预测模型、基于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移民年收入预测模型,并利用某大型水电项目的真实调查数据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以期建立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西南地区水电工程移民收入水平。通过对我国西南某大型水电站某移民县的案例测算,证明了测算模型及其结果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研究成果可以为移民政策的调整、改革及完善提供依据。

摘要：明晰欠发达山区农村脱贫户的收入转变,对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依托2016~2022年鄂西南×县24个脱贫村的脱贫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收入的整体水平和结构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收入转变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依靠政府持续帮扶和农户自身发展,调查农户的各类收入均不同程度获得提升,当地脱贫成效显著。(2)家庭总收入影响因素单因子解释力差异显著,家庭禀赋类因素作用最为明显;双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3)多数农户的收入结构发生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4)家庭禀赋和地理环境影响最强,因子作用方向与强度差异明显。研究认为应结合脱贫户的发展现状改进帮扶措施,进一步提高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优化收入结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摘要：本文运用苹果主产区784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农户融资渠道视角,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收入水平对农户借贷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民间借贷,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贷款响应更为强烈;收入水平对农户借贷响应的影响具有隐性作用;在社会资本与收入水平各子变量中,拥有良好银行关系资本的农户对正规贷款响应较为积极,而拥有良好亲邻关系资本的农户对民间借贷响应较为积极;农业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正规贷款,而非农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民间借贷。进一步来看,社会资本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借贷响应的交互影响具有不显著作用,但各社会资本与各收入水平对农户借贷响应的交互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摘要：移民收入水平的恢复和提高一直是水电工程移民安置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移民收入水平的预测大都是定性研究较多。文中在构建水电工程移民收入预测理论模型以及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西南地区水电工程移民收入的预测模型,并以A水电站某县为例进行测算。收入测算的结果可以为移民政策的调整、改革及完善提供依据。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初衷在于让贫困农民家庭能够看得起病,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但实际操作中,在参合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那些最为贫困的家庭恰好倾向于选择不参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用统计数据和质性资料说明在研究个案中:贫困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参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引进"累进制"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可以有效提高贫困农民家庭的参合意愿。

摘要：基于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居民收入水平为中介因素,从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角度出发,考察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考虑到城乡差异,在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的条件下,采用稳健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1.341,即财政支出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关系,即居民幸福感水平先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大而增加,其后随其增大而减小;居民收入在财政支出作用于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因此,综合考量收入水平、财政支出,科学设计财政支出政策,有助于建立以幸福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系。

摘要：一、前言员工持股计划(ESOP)指企业内部员工通过一定的政策程序,使得员工拥有企业股份的制度。ESOP最早起源于18世纪末的美国,在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约束,之后很多西方国家也随之跟进,并逐渐趋于成熟。相对而言,我国的员工持股计划起步晚,前期发展缓慢。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员工持股计划对提高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员工持股计划立足于人力资本理论,对员工起到一定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也会提高员工对于企业的归属感。然而,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员工持股计划方案设计不同等因素,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地动机逐渐复杂,其实施效果也存在诸多差异。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公众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审美技能也有一定提高,因而对建筑空间设计提出多样化要求。对设计来说,在制定建筑空间设计方案时,应该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比如房屋主体结构、客户要求等,为提高建筑空间设计水准做好充分准备。实践表明,在建筑空间设计中可以引用漆艺艺术,这是一项比较传统的工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对改善建筑空间设计成效有着很大帮助。

摘要：本文通过检验不同婚姻年龄匹配模式对夫妻个体收入的影响,以期回答“女大三,抱金砖”的传统观念在当前中国是否成立,,基于CGSS微观数据,采用AIPW模型识别了“女大1-2岁”“女大3-5岁”和“女大5岁以上”婚姻年龄匹配模式对“60后”“70后”和“80后”三个群体的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异质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姐弟恋”婚姻对男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抱金砖”效应,但对女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上述效应在“80后”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随样本个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而且,妻子年龄比丈夫越大的婚配模式对男性带来的“抱金砖”效应以及对女性带来的“收入惩罚”效应越明显本文从工作时间、健康、幸福感和社交应酬四个维度,考察了“姐弟恋”婚姻产生收入影响效应的内在机制。本文认为,社会应认可“女大男小”的婚姻模式,并帮助此类婚姻中负担较重的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矛盾,由此提升女性的收入水平,增进“姐弟恋”家庭的幸福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