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期,中国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流入欧美市场并成为西方博物馆“中国艺术”的重要类别。与此同时,以“雕塑”为视角、以风格分析为方法的中国青铜器研究范式在西方艺术史学界被建构起来。这一过程既让青铜器成为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早期艺术”的代表,同时也使其成为20世纪西方艺术史学界建构“中国美术史”开端的观念源头。

摘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不仅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贡献颇著,对中国绘画史领域也有较深涉猎,尤其是在"南画"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之所以关注"南画",一方面是针对近代日本绘画发展政策过分提倡"日本画"而导致文人趣味的"南画"日渐衰落;另一方面也为日本新的收藏趋向提供画学理论支持。而京都学派的研究路数和他自身的史学素养,不仅使内藤湖南精辟地解读了中国古代画学文献,纠正了日本人对中国文人画体系的偏狭理解,更是从史学结构上把握了影响中国绘画变革的制度与文化因素。在当时中日文化界递次批判文人绘画的浪潮中,内藤湖南通过对"南画"历史的研究,积极宣扬这种东方绘画样式和审美趣味,并阐明了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应有价值。而在学术研究之外,既要看到内藤湖南对西方国家占有东方艺术遗产的警觉与保护意识,亦不能忽视其在阐述"东洋文化中心变化论"观点时,体现了日本人的优势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