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本文指出,在我国,必须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通过顶层设计,建立规范、科学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实现市场统一和深化、国民福利最大化、各级政府合理分工履行职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目标。

摘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均衡化,而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均衡化又取决于一级政府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的制度环境,因此,单纯依靠财政体制改革无法充分提高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运行绩效。换言之,当前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与"供给困境"不仅是财政体制自身缺陷所致,GDP政治绩效考核标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公共品的"供给困境"。所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下一步不能仅仅侧重于收入一方,必须优化以经济增长为根本的政治晋升激励机制,向以服务民生为目标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从事权优化配置为逻辑起点带动整个财政体制的完善,并提高法治化水平。

摘要：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研究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进的逻辑及改革有其学术价值。国家能力两大支柱是市场增进能力和控制动员能力,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这两大能力均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进始终围绕提升国家能力而展开,它在不同时期,在各级政府层面,均有不同的展现:统收统支制度通过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来提高国家的控制动员能力,从而强力推动国家工业化;分灶吃饭制度通过放权,使得地方政府运用辖区控制动员能力来创造市场;分税制有效提高中央政府的控制动员能力,同时中央与地方分别在建设统一市场、促进局部市场发展上合理分工。为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仍需进一步改革,中央税要导向生产性税基,地方税要导向消费性税基和财产性税基,事权分配要体现事权分置与中央制衡原则,转移支付要扩大分类拨款的比重。

摘要：日本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其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转移支付制度设计有较为科学的基础，并且有效地解决了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均衡问题，值得我国借鉴。

摘要：政府间财政关系一直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德国经济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与我国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相似性,其政府间财政关系对我国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此,本文从政府间事权划分、财权划分、转移支付三个维度,梳理了德国当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德国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合理划分,以及兼顾公平性与激励性的转移支付制度等财政体制设计,值得我国借鉴与学习。

摘要：预算法修改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必须从横向、纵向与斜向三个层面考虑预算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问题;预算法律关系是预算法修改的基本进路,只有明确参与预算过程的各方主体为其配置合理的权责,预算法才能真正有效运转。立法机关与预算过程是预算法修改中的核心命题,包括预算过程的本质再认识、立法机关之于预算过程的定位,以及立法机关参与预算过程的主体架构和规则设计,对这些基本关系的探究,关系到预算立法的基本进路和整体质量。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预算体制改革、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央地关系改革)。然而,迄今为止,这三方面的改革进程中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是进展最缓慢的,甚至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出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最初设计方案越走越远。如各级政府事权、财权划分依旧不明确,导致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事权与财力的不匹配,从而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融资平台的不规范发展、预算外收入等等一系列问题。更为甚者,改革进程有倒退的风险,即从"分税"的改革路径回到"分钱"的路径上来。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文章首先回顾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历程,其次通过分析我国政府间财政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结构以及事权划分等数据描述了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最后相应地提出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下一步改革方案。

摘要：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模糊、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财力配置与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政治调整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间职能界定不清。重构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应回到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层面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单独成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作为组织和政治保障;应具体细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改革内容和举措的原则性规定,突出关键点在于以列举法在中央与省级政府间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

摘要：通过限额管理与分类管控等制度设计,中央政府在短期内便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该公共预算管理体系中。本研究将这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总结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公共财政化。目前关于该重大制度变化及其影响的经验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基于官方文件、统计数据以及深入访谈等资料研究得出,在中央统筹的省级管理框架下,该政策逐渐建构起集限额管理、分类管控、风险预警与问责机制为一体的预算管理体系。政策的本质是将地方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主体)与信贷机构(债权主体)的关系转换为政府间财政关系,并依托项目制和省级统筹的限额分配,使得地方债务融资更接近于信贷形式的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对四川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上述政策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般债务成本会通过挤压科教文卫支出、扩张政府运转成本以及拉升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而产生新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另一方面,主要对专项债务成本起作用的财政重整政策则可以通过扩张重整地区基金预算收支来降低其负债率。上述发现说明内嵌于公共预算管理体系的地方政府债务管控体系需要通过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而加以改善。

摘要：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特征,导致了政府间事权下移、财权上收,使得地方政府收支非均衡,进而引发了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恶性税收竞争加剧和转移支付的低效率。下一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应该首先构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运行机制,其次是设计中长期改革战略,最后按照一级政府事权的不同层次对财力与事权匹配进行模式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