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对我国数字素养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挖掘我国数字素养政策演进过程中政策要素关联与因果联系,探究数字素养提升治理路径,为促进数字素养政策优化完善提供参考借鉴。[方法/过程]设计一个结合扎根理论、贝叶斯复杂网络和机器学习方法的政策文本分析流程,收集1087份我国数字素养相关政策文本,构建出我国数字素养政策框架。在此框架基础上运用贝叶斯复杂网络和随机森林方法展开政策要素关联演进分析、政策工具—目标因果推理,归纳出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路径。[结果/结论]我国数字素养政策主体包含党组织、政府主体、政府外部主体等3类,政策工具涵盖赋能型、培养型、刺激型、扶持型和执行型5类。赋能型工具是核心维度,并对政策目标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最重要影响;培养型工具在各个时期始终与政策目标保持着最大正相关性,同时对政策目标综合得分具有最重要影响;刺激型工具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潜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掘;在涌现阶段,政策网络中心节点由赋能型工具转变为执行型工具,并且与扶持型工具最为紧密。未来需精准把握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通过优化工具组合、汇聚多元力量、推进素养教育、发展数字经济、开展数字帮扶和提升政策效能来多方位推动全民数字素养提升。

摘要：艺术,人类创造力的宝藏,总是以其独特和非凡的方式展示魅力。但在现代文化产业的框架中,艺术与文化创意作品常常被纳入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中,像是量产的商品。这种商品化可能不经意间削弱了文化创意的活力,导致艺术作品的传播变得被动。虽然媒体为全球流行文化提供了便捷的消费途径,但在工厂式的管理模式下,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可能会受到影响。本文力图探讨在不同教育模式、政策框架和开放环境下,海峡两岸音乐文化产业与外来文化融合后孕育的创造性异同。

摘要：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体系对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文章对“十一五”以来的168项低碳领域政策文本进行了梳理分析,摸清了我国低碳政策的总体情况,以及政策的数量、效力、手段等特征,明确了当前低碳政策的缺口所在。在此基础上,围绕“双碳”目标实现的阶段性特征,绘制了未来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框架。最后,重点分析了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社会发展路径从资源依赖向技术驱动转变面临的挑战,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实施“双碳”目标的总体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

摘要：中国PM_(2.5)污染防治进入新阶段:PM_(2.5)年均浓度从快速下降期进入缓慢下降和平稳期,全国超标现象大幅改善,但季节性和地域性超标与重污染问题仍然突出。以治理工程减排和可承受的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为核心的长期治理措施边际成本不断提升,而治理效率逐渐降低,尤其在重污染天气下难以发挥即时效益。中国仍处于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将污染物整体排放量降低到重污染气象条件下的PM_(2.5)达标的允许排放量,在短期内不具技术可行性和成本有效性。公众健康与公共福利要求PM_(2.5)继续改善和稳定达标,只能在日常排放管理上寻求突破。而现行空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在日尺度达标管理和排放控制方面的约束力相对薄弱,地方缺少落实空气质量精细化治理的激励和实践指导。随大数据技术进展和信息化建设水平提高,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条件日趋完善,空气污染防治思路和政策框架亟须更新和转变,以适应新时期的空气污染防治需求。现阶段,推动空气污染防治由粗放式长期治理向精细化日常管理转型是改革的关键。以固定源管理为例,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兼顾PM_(2.5)日尺度达标与长期削减目标的政策框架,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评估制度、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规划制度、固定源排放标准管理制度、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管理的支柱性政策,综合考虑日尺度管理需求、政策效率和持续改进性提出各政策的优化方案,建立政策间的衔接关系以发挥政策合力。认为应当重视环境数据的积累和应用,在日常管理中总结有效的排放控制经验,基于地方实际自下而上地制定空气质量管理目标和排放控制方案。增加城市绩效考核中的日评价、点评价指标和权重,激励地方政府自觉采取措施寻求空气质量的日尺度达标,将城市空气质量评价结果与强制执行的排放标准挂钩,通过排放标准的修订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摘要：新兴技术将在未来发挥核心作用,但快速的技术变革也可能会给个人、社会和环境带来负面后果和风险。2023年3月,经合组织(OECD)发布《科学、技术和创新展望2023》报告,提出应以预期政策框架治理新兴技术,该框架涉及共同价值观、以政策工具为基础实现标准化设计和国际合作三大方面,可为在社会中开发、为社会开发、与社会同时发展的技术奠定更具合作性的基础。

摘要：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的绿色壁垒层出不穷,致使许多产品的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国际竞争力。开放经济中的我国必须针对转轨过程的制度缺陷,进行总体上的制度设计,并确立相应的政策框架。提高我国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的制度设计包括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许可证交易制度、环境技术标准制度、生态环境标识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与之配套的是创建市场与政府有效干预有机结合、并鼓励公众参与的环境经济政策。

摘要：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守正创新,探索有效途径。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安排2023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须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以系统谋划。本文综合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律,提出一个兼顾减碳和共富目标的薪新的基准政策框架。这个框架该有助于我们清晰地分析中国乃至全球实现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在这个基准框架的基础上,可以结合现实条件设计其他更具体的操作性安排。

摘要：依据"元治理"理论构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框架,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直接和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两大类。其中,政府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包括调整自身行为、直接调整企业行为、直接调整公众行为三小类;政府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包括引导企业公众自治和促进多方主体协作两小类。在政策框架基础上,设计了2个被解释变量、13个解释变量、4个控制变量,应用中国2013—2016年4个直辖市和27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元治理视域下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2013—2016年,政府调整自身行为中,产业结构、生活能源消费的策略调整取得成效,但工业能源结构、交运系统、绿化建设的策略调整有待改善。政府直接调整企业行为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优于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效果。政府直接调整公众行为,以交通限行管制为代表,取得显著成效。政府引导企业公众自治中,引导企业自治的政策工具无效,引导公众自治的政策工具仅能提升环境意识而不能有效减少大气污染。政府促进多方主体协作中,促进公众与企业协商未取得降低大气污染的效果,促进企业与公众协作成效显著。总体来看,政府直接调整责任主体行为的政策工具优于间接调整的政策工具;政府关于产业结构的策略调整和限行管制的公众行为调整最为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的企业与公众协作较为有效。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建议:以能源结构、交运系统、绿化建设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发展策略;充分发挥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作用,建立直接调整企业与公众行为的长效机制;继续促进企业与公众协作以推广更多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产品;尽快完善引导企业公众自治、促进公众与企业协商的政策体系。

摘要：旅游业是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优势产业,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弄清中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及总量,探明旅游业减排潜力,明确减排的目标,并为之设计切实有效的减排战略,是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因而,设计一套完整的中国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提出具体的战略措施,有助于推动我国旅游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推进我国降碳目标的实现。本文分析了旅游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及旅游业减排政策框架设计面临的问题,构建了概念性政策框架设计思路,提出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四位一体"的减排措施。

摘要：以水量短缺、水质恶化为核心的城市水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城市节水与污水再生利用是解决上述水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建立新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战略的科学依据。首先建立了城市节水与污水再生利用潜力的基本概念,进一步设计了刺激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的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给出了激励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潜力升级和转化的政策体系框架,并对主要的政策方案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