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完善与有效的救济制度模式设计是政府采购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由于政府采购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采购法的主要目的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确保市场公平运作,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与推进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而政府采购法目的的实现,最终需要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加以保障。因此,它一方面决定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偏重赋予第三人的权利救济,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在模式选择与设计上是分阶段进行的。

摘要：目前,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经常发生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为此,应该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控制,通过确定应遵循的原则、设计救济制度等措施,一方面使自由裁量权能有效运作,保证行政管理能动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防止行使者滥用权力,从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公民权利救济制度是规范公民在食品安全法上的权利遭受特定主体非法侵害时,依法向有权机关提出请求,有权机关就是否对公民权利提供法律保护所做出决定的行为规则总和。它是一种覆盖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全过程的法律保护制度,是一种对公民所享有的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予以全部保护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对公民权利遭受多元主体侵害时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度。行政法应当以公民权利受到其他主体行为侵害为标准来设计权利救济制度。据此,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可以分为针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侵害行为的救济制度,针对食品检验机构、食品行业协会等社会权力主体侵害行为的救济制度,以及针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害行为的救济制度。行政法建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依据在于:《食品安全法》为之提供了隐含的规范依据;公民权利救济制度是充分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的重要保障。

摘要：新《档案法》明确赋予了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并设置了"投诉"这一救济途径,这是新《档案法》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的重要进步。但新《档案法》对"投诉"这一救济途径的具体内容未有明确规定;对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综合档案馆是否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有不同的理解和判决这一现实未有回应。从法理上分析,在档案开放利用中,综合档案馆属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所实施的档案开放利用行为属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而且公民利用档案权利与公民获取政府信息权利均属公民信息获取权的范畴,因此,可参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民获取政府信息权利救济制度的设计来构建公民利用档案权利救济制度,具体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大类,其中行政救济包括投诉及行政复议。

摘要：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是针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的一种特别救济制度,是国家基于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经济救助使刑事被害人尽快摆脱不利境地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到补偿逐步过渡,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模式的最终选择,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救济的对象、救济条件及救济程序几方面加以构建。

摘要：理性的程序结果救济制度是正当程序的基本内涵,是程序之外的程序正当性诉求。但是,程序结果救济制度具有两面性:改错机会的提供与无限反复的可能、实现正义抑或生成更大的非正义、控制权力还是放纵恣意、鼓励参与或者放任消极。这就要求程序结果救济制度的设计,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基本要求:适度的程序确定力、中立的判断标准、合理的制度成本、可能而有效的救济机会,并通过救济权主体和救济对象、条件、方式、期限、次数、程序结果的审理等具体方面实现理性的制度安排。

摘要：民事法律体系对精神损害救济的逐渐承认与完善,引发了一系列精神损害救济制度设计的革新。在劳动法律体系中,对劳动争议引起的精神损害的救济尚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受害者只能援用民事法律,特别是《侵权责任法》对自己的精神利益进行保护。由于法律制度的衔接不畅,劳动者的精神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我国的劳动争议精神损害救济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摘要：2013年修改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以及2015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整体构建了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项诉讼程序的基本构架，其目的指向案件繁简分流，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审判质效，但运行现状并不理想。本文认为救济途径的缺失，是制约小额诉讼制度价值发挥的关键因素。为此，在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小额诉讼救济制度上的考量和设计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小额诉讼救济制度的思路和步骤。期望能对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摘要：专利制度包括专利侵权救济的设计必须适应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现状。对现行专利侵权救济制度进行调整,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文章对专利侵权救济制度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完善建议,以供参考。

摘要：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于2017年7月1日起全面推开,海关总署税收征管中心①正式运行,税收征管方式改革同步推进,形成了"中心—现场"的税收征管作业模式,对纳税争议及其救济制度也产生了影响。从主体和行为两个方面考察,税收征管中心作为海关总署的内设机构,其税收征管行为应视为海关总署的行为,由海关总署承担法律责任,发生纳税争议时,救济途径相应改变,无形中增加了纳税义务人寻求救济的难度和成本,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对此,建议对现行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