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成文法体制下,法律适用统一是司法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该原则的实施关系到成文法体制语境中,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主要有三种路径:行政性路径、法律性路径以及学理性路径。这三种路径的作用机制和效用各有所不同。尽管行政性路径和方法直接、高效,但基于司法行政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该路径应当调整、限缩;在法律性路径中,救济程序中的上诉审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充实,通过设立法律审强化其法律适用的统一;学理性路径和方法是今后应该大力充实和发展的方向,但这一方向面临着学术与司法实践大环境的调整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摘要：我国公司法及审判实践尚未确立完善的公司瑕疵设立及其救济制度,通过对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公司瑕疵设立的救济程序,尤其公司瑕疵设立无效或取消的法定事由、主张方式、原告和被告、诉讼期限、效力等制度进行预期和设计。

摘要：劳动法中的实体权利应当有配套的救济程序作为保障。在劳动程序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处理好劳动程序与劳动实体权利的关系,并确立以保护劳动者实体权利为基点,依照程序公正、程序刚性、程序内在协调性的原则建立对应和配套的法律救济程序。

摘要：自2015年《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引入税收预约裁定制度以来,学界上关于预约裁定制度的研讨愈发热烈,在实践层面亦如泉水喷涌之势,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税收财政体制改革大背景之下,裁定制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略显单薄,其中可探讨的问题之处仍有很大空间。裁定制度的引用是为了提升税法的明确性,落实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但在实践中,税务行政机关由于裁量权等执法力度的把握不均衡,易侵害纳税人平等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权益,而基于我国税收体系中传统的"双重前置"救济途径无法使纳税人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济。尽管预约裁定制度条文中已提到纳税人对于遵从裁定而出现未缴少缴税款,可以免除纳税责任,但并未细化救济内容。救济程序的设计体现制度的完整性、有效性。因此针对目前的税收征管体系,结合我国的税收现代化治理目标,预约裁定制度应分为情况讨论,将税收和解与税收前置程序相结合,切实保障纳税人之基本权利。

摘要：救济程序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94条和第295条对刑事缺席审判救济程序的规定较为简单,未对被告人、罪犯的救济权加以适当限制。纵览域外相关制度,刑事缺席审判救济程序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其一,美国与日本等国所采取的普通救济程序;其二,荷兰、法国与德国等国所采取的特别救济程序。保障个人权利始终是救济程序的首要设计理念,同时,救济程序应当服务于刑事缺席审判的制度价值。因此,研究他国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救济程序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要：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摘要：一套有效的反就业歧视救济体系至少包括实施机构、救济程序、法律责任三个方面。英美两国的反就业歧视制度发展较早,在实施机构方面,英国侧重促进性职责,美国侧重保护性职责。在救济程序方面,英国实行形式调解前置程序,美国实行实质行政前置程序。在法律责任方面,两国均建立了以民事责任为主的法律责任体系,但具体形式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比较与借鉴英美反就业歧视救济体系的差异及其原因与影响,为我国构建反就业歧视救济体系提供有益启示。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制度设计层面具有督促、公益、效率、权益等价值,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督促价值虚化、救济程序恣意、效率价值不彰以及权益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推进其持续良性发展,应注重衡平两重价值,通过综合履职发挥法律监督价值,能动履职拓展公益救济价值。同时须在程序上进一步规范结案、劳务代偿程序、优化办案模式,并规范程序启动标准、赔偿认定方式与畅通权利救济渠道,从而加大私权益保障力度。

摘要：在我国案外人权利救济体系中,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因功能的相似性而形成竞合,虽然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两种制度的衔接适用设定了基本规则,然而尚未达致明晰状态,极易导致案外人在复杂的救济路径中“迷路”,也导致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计的初衷难以实现。为避免相关案外人因误解法律而失权,笔者建议案外人程序选择的时间节点应在执行异议裁定作出之时而非执行异议提出之时;同时为了更能有效地实现救济,应在充分保障案外人程序知情权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由不同主体发起的两种救济程序并存时的适用规则,以及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排查功能。

摘要：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是事关充分有效保障供应商权利、制约采购权及我国加入GPA前国内法律调整的关键问题,其质疑投诉制度过于冗长和救济范围较窄、救济对象欠全面等缺陷也是导致我国政府采购实践质次价高甚至政府采购法制价值虚置的重要原因,对其改造迫在眉睫。理论上看,现行救济制度之弊端并非立法机关的疏漏、立法技术和能力欠缺所致,其根本在于权力导向型制度设计之理念偏差。可见,制度改造不能通过就事论事的具体方面和环节的修补而完成,必须从理念到规则对现行救济制度进行系统检讨,变权力导向型制度设计理念为规则导向型理念,并依新理念统摄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型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