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1944年，研究所的全体员工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后，终于迎来了1949年9月26日的解放。1950年8月22日以赵望云为代表的工作组到达莫高窟，宣布从1950年8月1日起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这一段历史，近几年的一些回忆文章或大事记中多有出入，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也事关敦煌研究院院史的准确性，恰好我手边保存了一些当时的笔记，记录了事件的时间以及参与的人，结合我的记忆写成以下短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敦煌研究》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全国的敦煌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少大学先后开设敦煌学课程,并成立敦煌学研究小组或研究机构。段文杰先生率领敦煌文物研究所(即今天的敦煌研究院)的广大研究人员发奋图强,纷纷撰写论文,涌现出一大批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为了尽快地刊布敦煌学研究新成果,并推动全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在段文杰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办了《敦煌研究》期刊,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试刊第1期和第2期(以书代刊),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摘要：敦煌,敦,大也;煌,盛也。1963年,一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北大毕业生,来到了戈壁沙漠中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此一生坚守大漠,致力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她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为誓言,坚守大漠、守护敦煌六十载,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她的名字叫:樊锦诗。

摘要：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从此,敦煌莫高窟开始了有效保护、管理与研究的历史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制定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加大了保护、研究的力度,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石窟加固,壁画、彩塑维修,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历史、壁画内容研究等多项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机构得以扩大,多学科专业队伍得以形成,步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敦煌学多领域研究、敦煌文化艺术在国内外广泛展示和弘扬的新阶段,敦煌事业得到了全面长足的发展。

摘要：经过20小时火车旅行，四天半汽车颠簸，又坐了5小时的马车，在1953年9月2日傍晚终于到达了盼望许久的莫高窟。孙纪元、冯仲年、杨同乐和我四个人是西安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的毕业生，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来工作的。我们到莫高窟见到的第一人就是美术组组长段文杰先生，以及他领导下的美术组同事史苇湘、霍熙亮、李承仙、欧阳琳、李其琼诸先生，李复书画装裱师傅等。

摘要：1954年美术研究所组织研究人员去西北考察,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美术研究所所长王曼硕领队,有画家刘凌沧、韦江凡,理论家俞剑华、洪毅然和我等十来人参加.

摘要：这一篇短文是继续我的上一篇《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3)》的回忆。1949年9月,临近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前,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小群中青年业务和行政人员生活窘迫,一直到解放军进军河西,和平解放敦煌。解放军亲临莫高窟,我亲眼所见解放军纪律严明,可又生动活泼,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当时我们依然贫困,但地方党政领导对我们的关怀、照顾使我们感到温暖,同时也令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只是照顾,不提接管呢?这期间还经历了敦煌南山残余反动势力的作乱对我们的威胁以及我们的应变。直到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代表中央文化部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办理接管,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此翻开了敦煌事业新的一页。

摘要：甘肃省敦煌市档案馆收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档案。照片拍摄于1981年8月8日,记录了邓小平在敦煌莫高窟进行视察的场景。据新闻报道,当日邓小平一行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所长常书鸿和时任所长段文杰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敦煌参观,邓小平在认真听取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汇报后说:“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这充分反映出国家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

摘要：敦煌对于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说她陌生,是由于在这之前的六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靠近过她;说她熟悉,是由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从父亲讲的故事里知道了那个地方有惊天动地的灿烂文化。早在1950年秋天,父亲代表人民政府接收旧的国立敦煌文物研究所。那时我刚满五岁,父亲与家人告别的背影我依稀还有记忆。母亲怀着六弟振陆,抱着五弟振武,我和哥哥振川站在母亲身旁。尽管我还不懂得人间世事,但也能感觉到父亲这一次出门与以往出门写生是不一样的。母亲在父亲走后,

摘要：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五六万卷的文献,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敦煌藏经洞虽然发现于1900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则是从1909年开始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敦煌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对百年敦煌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敦煌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对敦煌学今后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我们邀请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敦煌学家,以百年敦煌学术史为主组织了本组笔谈。其中,柴剑虹先生提出要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应特别关注与西域、中亚、印度密切相关的一些学问,诸如藏学、吐鲁番学、西夏学、于阗学、丝路学等。王素先生从本人研究工作的实践中认识到,敦煌文献的调查仍须继续推进,敦煌文献的公布还须再接再厉,敦煌学的学术史应进行系统清理。据方广锠先生的统计,世界各国所藏敦煌遗书,汉文部分总计大约是58000号,并根据其长期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指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研究价值、文献研究价值和文字研究价值。郑阿财先生以敦煌文学的研究为例,探讨了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刘进宝先生提出要加强对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并应全面了解利用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和报刊报道资料,抢救保存并利用有关人员特别是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研究专家的回忆录、录音和录像等资料。王冀青先生则研究了敦煌学术史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的时间是在1908年他就任安肃道道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