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业务的深度融合,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高校国际贸易学课程体系的改革与更新尤为迫切。该文在复合型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目标下,以国际贸易规则与管理实践课程为例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引入更多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数据流动等数字贸易相关的规则与实践知识,重新设计课程教学和课程考核体系。同时,基于OBE教育理念,依托合作企业单位,对学生在跨境电子商务方面进行拓展实训,全面提升学生数字贸易理论与实践能力。

摘要：新冠疫情的冲击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了传统贸易向数字化转型并创造了数字服务新需求,推动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引擎。文章基于对数字贸易内涵和发展现状的分析,探析了后疫情时代数字贸易发展呈现互动性和供应链灵活性增强、时空分割性加深、数字贸易平台核心地位凸显与价值增值主要源于贸易对象数字化和数据交易的新趋势,发现数字贸易发展将面临政府导向和科技导向增强、平台行为缺乏合理性判断、测度标准尚未形成及数字内容产品监管滞后的发展困境。为此,文章提出了我国的主要应对措施:基于国内“四链融合”参与国际数字贸易多边机制建设,合理设计贸易平台企业行为规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数字内容全价值链治理,加快数字贸易标准分类和统计体系顶层设计。

摘要：当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贸易蓬勃兴起,带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优化整合,引起各国广泛关注。数字贸易统计测度是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的基础,对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于数字贸易统计测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分析,首先综述梳理了数字贸易概念内涵,分析了OECD、WTO和IMF《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第一版)》提出的旨在统计测度的数字贸易定义、概念框架和数据报告模板;然后对概念框架中最主要的数字订购贸易和数字交付贸易的统计测度方法、面临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了我国相关统计测度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贸易统计测度的设想和建议。

摘要：长期来看,数字贸易可深化全球产业联动发展路径,倒逼全球经贸联盟建构,成为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原动力。然而数字贸易在重塑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仍面临来自政策机制、市场环境、链端企业与链上资源等多方面现实挑战。故此,文章立足于合作、商品与服务三维动力机制,创建多层级商品价值创造、跨国联通物流服务与链端主体多业务角色合作三种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模式。进一步从政策机制、基础建设、风险防控与产业发展方面,提出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创新驱动路径。

摘要：本文首先厘清数字贸易的定义,因为概念覆盖的宽窄直接影响对各国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的评估和各国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博弈。然后对评估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的中外3份报告给予介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17年《全球数字贸易1:市场机会与外国贸易限制》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提出的《全球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力推"数字自由流动",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责难;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报告》(2018)则从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目标出发,在研究的设计和执行上严格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编制的指数和所做分析更能客观地描述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的发展状况。文章最后对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订博弈提出4条建议。

摘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延伸与扩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为继续保持我国国际贸易的引领地位,促进经济快速转型发展,探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当前国内外对数字贸易的概念还未形成权威、统一的界定,本文从数字贸易概念的界定着手,明确数字贸易的概念、特征及内容,进而通过梳理数字贸易发展成效、国际趋势、发展经验以及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从而对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健康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摘要：跨境数据流动是进行数字贸易的前提,但各国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分歧难以弥合。WTO框架下的一些安排推动了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的贸易自由化,从而促进了跨境数据流动。新近FTA通过确立“原则+例外”的规制模式为跨境数据流动构建了相对自由的法律框架;FTA还针对特殊数据规定了专门规则,包括个人数据保护和政府数据开放规则。WTO成员可以在WTO中为数据保护达成一个基本框架,成员还可以依据GATS第7条通过互认机制来协调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并加强与APEC或OECD的合作。我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坚持了以风险为基础的思路,初步形成了分级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框架。我国的国内规制措施已经与国际接轨,但还应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和标准,并加强对外协调。

摘要：在国际贸易领域,各国、各地区以及各大国际组织间的谈判博弈经历了由传统贸易谈判向电子商务谈判的转变,当前的国际间贸易谈判已聚焦于数字贸易领域。在数字贸易背景下,国际间贸易规则的博弈愈发激烈。中国是国际贸易谈判、电子商务谈判全球新规则构建的核心推动者,需要结合国情,努力打造符合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阶段的"中式模板"。选取66个中国参与的国际电子商务谈判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案例和导致结果的原因为导向,本文得出国际电子商务谈判达成一致的必要条件和取得阶段性成果的5个条件组态,设计出中国应精准选择谈判方、构建有效谈判机制、迅速判断本国特定议题权力和议题联系机会等路径,提出国内治理机制水平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提升以及跨境电子商务实践优势转化等策略。

摘要：数字化革命引领全球贸易方式根本性变革的同时,跨境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日两国是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经济体,数字贸易是促进两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中国和日本采用综合性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来规范在线商务,两国数字贸易监管环境复杂多样。在规制类型的选择方面,中国通常利用数字贸易基础设施限制措施来实施监管,日本则较多使用电子交易规制模式。2014—2019年,两国虽然多次实施了数字贸易监管规制改革,但是监管异质性仍然存在,监管摩擦导致的企业运营额外成本不降反升。基于此,探索中日两国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的异质性、量化分析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程度、探讨政策协调机制,对于进一步提高两国数字贸易规模、推动中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发掘经济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意义。

摘要：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反映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态度,是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水平的最新表现。若我国成功加入DEPA,《办法》构建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将在DEPA框架下的数字贸易往来中不断接受他国(地区)审视并直接影响对中国数字贸易意愿。本文通过解读二者条款内容,挖掘DEPA“促自由、严治理”的数据跨境流动理念及其相关制度设计,提出明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范围、填补出境数据事后监管空白、完善跨境数据司法执行体系的立法思路,以期把握《办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机制的未来发展方向,探索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先进FTA协定的有效对接,理清国际数字贸易治理的发展脉络,最终实现我国数据安全与自由兼顾的数据跨境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