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春青《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以“趣味”为视角,探讨了从西周到汉魏时期中国文人阶层的形成过程,同时生成的还有与这个阶层相配套的“文人趣味”,属于趣味范式下的文艺理论研究。研究肯定了文人趣味对中国人审美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文化艺术、精神世界的深层又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文人特有的器物器用美学思想,初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主客体统一“体”物视角,由此点再做延伸思考分析古人如何解决其物欲“合法性”和自我个性解放问题。

摘要：中国插花艺术审美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对花卉的歌咏以及在室内几案上放置盆花陈设的记载,甚至在出土的汉代花树陶盆器物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这种审美传统的存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受玄学和佛教文化影响,士族阶层亲近自然山水的兴致愈加高涨,他们赏花、爱花的热情也与日俱增,乃至出现了以二十四种花材配合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这样的文章。

摘要：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筑艺术、建筑空间布局等呈现新的特点。在建筑空间形式方面,传统庭院空间布局更加丰富多样,建筑空间布局形式实现了创新发展",依山伴水""、因高就下"等整体布局更为明显,传统的对称式、庭院式格局被逐步打破。

摘要：引言行家、利家之分，始于元代。基本上是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的另一种说法。元代一些画家本身兼有行家、利家之长，如赵孟颊、李衍等。至明代画坛，这一现象依然存在，并在更多画家身上体现出来。此一特别现象，为我们研究明代绘画史，带来一定的困惑：从画家身份上说，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梳理绘画史上这一特有的艺术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明代绘画的发展历程以及明人艺术观念的演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要：以周之冕为代表的吴门后学的绘画创作反映了经济发展及人文环境对艺术趣味的直接影响。他将文人画传统融入蒸蒸日上的市民文化当中,从而把写意花鸟画的笔墨内涵与当下市民趣味相融合,这种融合既可以看作是文人高雅的妥协,也可看作市民趣味的提升,进而探索出了一种被市民化的、文人趣味的花鸟画形态。

摘要：在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帝王不独掌控着政治、军事大权,而且对国家的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具有巨大影响作用,用刘勰的话说就是所谓"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的现象。"文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化身份,"文人趣味"是这一文化身份的标志,而"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则是"个人情趣合法化"。"文人趣味"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两汉时期,而完成于东汉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汉代帝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要：理解水墨的关键不是“笔墨”，更不是“笔”或者“墨”和宣纸，而是“水”。首先，关于“水”的视觉意象体现着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方面，例如传统经典中有“上善若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并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审美倾向，水体现出流动性、适应性和包容性；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就有生机与活力，

摘要：日本在19世纪中期掀起了中国文物赏鉴及消费的风潮,记录这一风潮的媒介是各类煎茶会图录。煎茶会图录以茶具、茶寮、文房及文房器具等“物”的图像来记录茶会,和中国的茶书以及茶会雅集图像大为不同。作为煎茶会图录中的代表作,《青湾茗宴图志》记载了大量输出日本文物信息,体现出当时日本流行的器物消费和审美习惯受到来自中国明清文人趣味书的重大影响。此外,自15世纪开始,中国器物的输入也为日本器物消费风潮提供了条件。近世日本文人趣味相较于室町时代市民性和商业性显著,这体现出日本在15至19世纪之间武家封建社会逐步发展为商业市民社会的变迁过程。

摘要：清中期的紫砂陶深受文人审美趣味及学养的影响,古朴浑雅、简约涵柔,熔诗书画印于一炉,书卷气浓厚。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投身其中的文人的关注。当时文人偏爱紫砂陶的原因何在,他们在紫砂陶上寄托了怎样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价值观,是我们准确细致解读紫砂陶文人趣味的关键,本文试图作一初步探讨。

摘要：仇英是明代“吴门画派”成员之一,他出身低微,偶然得到文徵明的赏识,在文徵明的引荐下拜师周臣学习院体绘画。后为谋生,其作为“驻府画家”长期寄住在项元汴、周凤来、陈官等大收藏家家中,他临摹了大量古代名作,并汲取诸家之长形成完备的绘画技能。他与文徵明等许多文人画家关系密切,因此受到文人画风的影响,是少数在绘画作品中体现文人雅趣的职业画家。本文主要探讨仇英所处时代社会背景、此期院体画和文人画各自发展状况,剖析仇英绘画为何能兼具院体画和文人画的特点,作为职业画家的他为何能跻身文人画家行列以及仇英绘画对后世画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