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以明道”是韩、柳倡导古文的思想纲领,较之同为中国文学思想纲领的“诗言志”而言,对中国文学影响之大,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明道”之“道”,自为儒道。“文以明道”不同于周敦颐说的“文以载道”。周说是将“文”“道”分开,如车与物;韩、柳是“文”“道”一体,如布之经纬交织。韩、柳有文生于道的观念,而主要从道之作用的角度说“道”,特别看重“道不远人”的特点。以此为学理基础,同时受道家、玄学家思维方式的启发,充分吸收《庄子》《史记》等众多子、史即物明理、即事寓情,以及乐府叙事陈理、近体诗融情于景的艺术经验,形成了古文即人即物即事以明道的书写策略。此一书写策略的应用,不但大大缩短了古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还使古文的文学性深具“人学”之灵魂。其突出表现是古文美感特质的孳乳,在离不开即人即物即事之“人”和与“人”密切相关之“物”与“事”。正是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人、物、事,伴随新奇巧妙的表现艺术,带来了古文美感质素的激增,和美感魅力的油然而生。这些,皆可从韩、柳所作古文得到印证。

摘要：从“文以明道”出发,通过对其含义和在我国传统种植设计中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行研究,指出“文以明道”是中国传统种植设计的重要理念,主要是运用植物的形态、色彩和质感,赋予一定的思想内涵,经过四个阶段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现植物景观的意境之美。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以明道理念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从而以此来继续指导我国现代园林植物造景设计。

摘要："文以明道"的含义和植物造景有很多相似之处,将"文以明道"应用于植物造景,不仅丰富了植物景观本身的内涵,还可以传承文化、营造意境、表达场所精神,从而服务于人类。在"文以明道"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的植物造景,体现着不同的观照方式和认知角度,别具特色和魅力。表现在思想内容层面为植物造景之"三道",即文化传承之道(天人合一、君子比德、神仙思想),意境营造之道,场所精神表达之道;表现在艺术形式层面为写作手法与植物造景,即表达方式、写作方法(表现手法)、修辞手法。

摘要：韩愈作为中唐文坛盟主,在他的作品中兼具“文以明道”与“以文为戏”两种观念,前者是他的创作目的,后者是他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二者互为表里,使他的诗歌形成别具一格的风貌,但在韩愈的诗歌中后者更为明显。本文试从作品出发,探究韩愈诗歌“以文为戏”的独特风格。

摘要：唐宋时期情理美学观发生时代性新变， 虽然受理学思潮的直接影响而出现偏重于理性思辨的倾向， 但总体还是进向情理合一的大趋势。这种异相整合的美学趋势进一步注重抒情与审美的内在必然联系， 把情感表现与艺术规律完美融合起来， 从抒情论进向情美论， 标示了中国古典情理美学观走向深化和成熟。

摘要：苦心孤诣征实逆志——评邓国光著《韩愈文统探微》李浩（西北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副教授）邓国光博士克服种种困难，以笃实沉静的努力，向学术界奉献出《中国文化原点新探——以〈三礼〉的祝为中心的研究》、《离骚论稿》、《挚虞研究》、《韩愈文统探微》等著作，硕果累...

摘要：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为载体所纟由绎出来的有关文学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 ,以及创造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等方面的问题 ,它的内涵是丰富多彩、饶富哲理和人生趣味的。近年来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撰写了一部七卷本的《中国文学精神》 ,作为山东大学“2 11工程”汉语言文学学科标志性成果之一。此书由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郭延礼教授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年内出版。著者们试图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基础上 ,以文学精神为主题 ,对中国前现代文学作进一步的探索和阐释。

摘要：孙乘同志是杂坛老将。六十年代初,他的脍炙人口的《“火车头”与“老黄牛”》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摘抄在日记里,对王杰的成长进步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段杂坛佳话,曾被广为传颂。1984年10月,徐乘奉调至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执教之后,在继续进行杂文创作的同时,有感于杂文创作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荡之下再度勃兴而杂文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开始潜心研究杂文理论,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坚持不懈,终有大成。当我们于羊年之春读到这本洋洋十八万字的理论专著《杂文学》时,它已作为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杂文课的教案了。中华民族的杂文源远流长。

摘要：我们在学习柳宗元时,尤其是阅读他那些被后人划为文学范畴的作品时,总觉得在文体上“名”不符实,有“离经叛道”之嫌.他自名为“传”,却不是典范的传记文.他要“说”,却不肯正经地去“说”.如果我们再对这种现象深入地研究。

摘要：“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900多年过去了,曾巩的道德与文章,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亲切地称他为“南丰”先生。他以其光辉的散文成就深刻影响着后代文坛。在自南宋以迄明、清正统古文家们的心目中,他一直是“文道合一”散文大家的典范。其中对他最推崇的又是明代的唐宋派王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