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人工智能+文化”战略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文化艺术领域。为革新艺术理念,提升文化服务和管理水平,我国应在构建文化数据要素体系、注重文化产品体验设计、服务文化内容、推进产业化发展、发展智慧城市、规避技术风险、突破行业应用瓶颈等七个方面开展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工作。

摘要：文化数据资源因其种类庞杂、数量众多、涉及面广而长期无法形成统一的数字化模式。但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不同领域均有各具特色的数字化建设成果。2001年,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了"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首次开启以数字化手段调查完善我国文物业的国情资料;2011年,财政部和文化部又提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概念,并重点实施了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文化资源数字化是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需要从其基本规律入手,采取科学、灵活、有效的方法,逐步实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强调政策制定应当有可靠的依据,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分析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最开始使用政策分析的主要是国家核心部门,之后其他部门,包括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门,都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政治分析使得文化政策能够产生预计的效果。但是,在确定新的计划和策略以及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机制时仍然存在许多障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倾向对文化政策研究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几种观念中:(1)政府经常将艺术完全当做是国际利益的一部分;(2)文化政策没有被当做一种公共政策来看,一般都认为文化政策针对的是文化领域,文化领域中人们的行为是自发的;(3)由于文化领域中各个部分存在显著的功能区别,因而文化是一个特殊的部分,具有自我再制能力,对其进行观察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干扰;(4)文化行政管理需要复杂的管理手续和审计流程,这是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原则;(5)在对公共资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同行审查机制很容易被误用,成为政治家无视文化领域的托辞。本文认为,以上五点导致文化政策过于被动,文化研究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了去掉文化政策的神秘感,制定文化政策时需要更多的事实依据、数据和其他证据。通过协调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文化活动参与者的内部和外部各个不同部分,能够促进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去分化过程,减小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距。本文以斯洛文尼亚的现状为例对本观点进行了说明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