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名篇，他选取“疯癫者”这个比较极致的群体案例，比较欧洲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待疯癫的不同态度，最终勾画出压抑人的机制升级至20世纪的最新版本，从而使得批判和反思的对象重新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再次回到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更加复杂。而作为八九十年代一直活跃于南京当代艺术界的郭海平，从实施和精神病人有关的项目到现在对原生艺术的关注已有8年之久。

摘要：与传统统治相比,文化治理是通过审美文化、文学艺术和文化机构等温和、间接的手段来实现社会治理,其统治效果显然更为隐蔽、深层和有效。对于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通过审美文化进行治理尤为必要,广大民众喜闻乐见、数量丰富的民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从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的得与失可知,开发和利用民歌的正确的方法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表征他们当下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摘要：今天,"文化治理"这个命题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培育相应的治理能力已经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设计一套用以评估文化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20世纪以来,社会指标运动兴起,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府的工作指标体系中首先出现了公共文化服务指标,对公共文化机构数量、场馆设施面积、服务人数等进行统计,加以评估。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相应的统计数据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指标制定依据。统计早已是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衡量、分析技术手段,指标也就相应成为了一种绩效评估工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指标研究相对滞后,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文化指标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以期对文化政策实践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文化指标研究主要涉及文化指标与文化政策的关系、文化指标与文化统计项目的关系、文化指标与一般性指标的关系等。本文建构了现代国家文化治理指标体系基本架构,并详细罗列了十项文化治理核心指标,以期对该治理领域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机制做出一个初步探索。

摘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问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制度设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共建共享，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培育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作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载体，其对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区域发展的均衡、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平等以及社会福祉的持续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从1996年提出"民族文化大省"到如今云南文化产业"十三五"规划,云南较早地将文化产业纳入治理视野,积极探索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路径,摸索文化治理的方式。从管制到管理的探索成果是文化产业"云南模式"的得力推手,同时,在文化治理自觉性上的不足是云南文化产业特色文化难以整合发展、文化主体自我发展能力弱、本土文化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从文化治理的视角切入,本文既将云南文化产业政策视为文化治理的手段,也将其视为文化文本进行解读,梳理其文化治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分析其在治理自觉性不足上存在的问题,指出其在转变文化治理观念以及重视文化主体"自我治理"方面的发展对策。

摘要：媒介技术的进步改变着文化的发展样态,饭圈文化即是粉丝文化伴随着移动数字互联的发展而衍生出的新样态。粉丝群体以数字媒介平台为活动空间,围绕偶像(明星)展开的行动逻辑呈现虚拟性与幻象性、价值选择趋向流量化与数据化、社群管理突显规模化与商业化,形成了特定的圈层模式与群体内部的运作机制。但在数字媒介环境下饭圈文化滋生出畸形样态,主要表现在媒介空间的话语冲突、“商品拜物教”的媒介形变、媒介渠道的社交异化等,饭圈乱象的频出使其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议题。因此,对饭圈的文化治理应兼顾平台、偶像与粉丝三个维度,坚决抵制“流量化”“过娱化”“圈层化”等畸形价值观,以规范数字文娱生态建设为导向,传播优秀文艺作品为基础,矫正饭圈群体认同壁垒为根本,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政策性引领、价值观引导与群体心理疏导,积极促进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相适应,使饭圈文化重归健康的生态与有序的互动关系。

摘要：＂文化治理＂是当今＂管理与治理统筹并举＂引生出的产物,它对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建设、增强依法管办文化的能力水平、提升文化发展建设综合效能意义重大。＂文化小康＂是我国＂十三五＂期间实施文化治理面临的新任务,而＂五个时代＂则是文化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就文化治理涵盖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来看,它亟待破解补齐八大关键短板——功能缺失短板、发展失衡短板、资源分散短板、供需脱节短板、体制机制短板、治理滞后短板、科技慢进短板及效能低下短板。就文化治理涵盖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来看,则主要存在着总体发展模式粗放化及中低端化、管理治理并举格局有待普遍形成、产业配套政策亟待应时调整、本土原创及品牌培育亟须走出困局、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驱动有待激发、产业谋划亟须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等。为了补齐上述短板,既需要剖析成因、顺时借势,也需要逐个从本文分析的短板掣肘环节入手,制定并落实本研究提出的十二项操作性攻坚举措。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程。文化兴则乡村兴,乡村兴则县域安。一方面,文化发生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效果是浸润隐现的,发展是长期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的复杂程度。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又要考虑中国乡村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允许基层探索多样化的振兴路子。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性工程,根据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国家现代化两个阶段安排,做到规划先行,分步实施。如何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何在?我们应在策略、机制、行动、政策等方面体现改革创新。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米歇尔·福柯、伊恩·亨特、托尼·本尼特等人对'治理'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对当下中国意味着什么,迫切需要中国学者的思考和回应。审美、艺术作为一种柔性的策略在'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甚至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面对冲突弥漫的当今社会,审美和艺术怎样在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中发挥作用?审美制度为保障自由治理的实现,应当如何作为?这也正是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研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2017年3月11日至12日,由云南大学文学院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华文艺复兴论坛暨'文化治理与审美制度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围绕'审美制度批判与自由治理'、'文化治理与当代美学发展'、'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与阐释。

摘要：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制度渊源,“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统一”的治理原则、目标与框架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深化而逐渐明晰,由此“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的政策话语不断形成与演进。在文化治理视野下,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表现出多主体协商互动,人民文化权益目标指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政治性、文化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的互构等内涵。在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实现路径上,一方面将国有文化企业视为文化治理的对象或载体,不断完善内外部管理体制和文化创作生产服务机制;另一方面,国有文化企业参与到文化治理之中,逐渐提升对文化的治理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将文化治理的指标细化到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考核评价中有其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