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学家、文艺学家尤里·鲍列夫是著名俄罗斯学者。其力作《美学》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就译成中文 ,且一版再版 ,在我国美学界、文艺学界颇有影响。2 0 0 2年 8月 ,尤里·鲍列夫应邀来华 ,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的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从美学角度对 2 0世纪文学艺术发展的总体气象与基本特征 ,对新世纪世界文学进程的发展趋向与未来前景 ,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评论 ,尤其是其从文化范式的流变来检视世界文学的进程这一视界 ,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经作者授权 ,这里译出尤里·鲍列夫专门为这次研讨会撰写的论文《2 0世纪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特征以及新世纪的前景》的第四、五部分 ,以飨读者。

摘要：人工智能能否像人一样完成某项工作?对此我们倾向于肯定的回答;人工智能能否像人一样进行思考,并且能够与人进行顺畅交流?我们可能会犹犹豫豫地表示肯定;人工智能能否像人一样进行文学艺术创造,并且最终人们会自然地欣赏人工智能艺术作品?大多数人恐怕会表示否定。上列三个层面正表明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我们相信人工智能能够做很多事情,但进行思考就比较困难,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就接近不可能了。但问题是,现在又恰恰出现了人工智能文学艺术创作,虽然作品还并不真正令人满意,但可以想见,随着人工智能艺术的成熟,人工智能作品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这就给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是固守传统的人类主义文论观念,坚决地否定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还是敞开心胸,迎接人工智能的挑战,进而革新我们的文艺观念?至少这里的三位学者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刘方喜教授从重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角度指出,人脑神经元系统及其产生的生物性智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工智能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产物,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物理性智能,正在引发人类文化范式的终极转型。我们必须超越观念论旧范式,扬弃生产工具与主体对立的二元论,构建AI时代的文化哲学新范式。单小曦教授为人工智能文艺研究确定了媒介论范式,提出人工智能既非工具(机器),亦非主体,而是在技术化和行动性夹持下,走在从媒介工具到主体之路上的“智媒介”,人工智能文艺属于超人类文化视野中的“智媒生产”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即“大数据化”巨型生产系统的在场性涌现。当文艺智媒成长为“类人主体”或生成“后人类”后,文艺智媒生产进入了强人工智能甚至超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一种联通宇宙、整合人类知识和宇宙信息的超级文艺生产现象就可能生成,人工智能文艺也将最终完成对人类文艺的僭越。王峰教授则力图改造传统文论“创造”概念的内涵,他认为,无论目前的艺术观念是否承认人工智能艺术作品,它都对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提出了挑战。无论回应的方式是什么,传统艺术观念都显示出先天不足。创造性本来是人类领域的属性,人工智能作为人的造物能否拥有创造性?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不同都是讨论的前提。他提出一种激进的尝试,用算法来解释创造性,并将判断的基点从以作者为中心转到以作品为中心,将人工智能艺术与人类艺术并列,从而扩展艺术的领域,为容纳人工智能的作品提供理论支持。可以看到,三位学者都认为,我们已经处在文艺理论巨变的边缘,革新我们的观念,引入人工智能艺术观,这是文论观念必然的发展。本刊发表他们的观点,希望引发文艺理论界和其他人文专业学者们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摘要：在国内主流电影大潮中,新锐导演张猛始终将"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创作的精神内核,连续拍出多部颇具人文情怀和反思意识的影片。其"东北三部曲"(《耳朵大有福》《钢的琴》《胜利》)和《一切都好》,均体现出导演共通的颇具艺术个性和创新追求的电影世界,也表征出令人深思、给人启示的文化范式:普通人被边缘化的心路历程的记录;东方文化含而不露的"载意之像"的调度与时代变革造就的个体生命创伤的体悟。

摘要：新时期以来的国产城市喜剧电影在狂欢戏谑中完成了其主流文化范式的数次转变:从乐观主义的启蒙氛围,到市井调侃的躲避心态,再到冯小刚喜剧对市民欲望的妥协与迎合、周星驰喜剧对生存世界的"残酷"执念,最终落脚于观众主体更迭导致的"网生代"电影崛起。在看似嘲弄、解构的城市喜剧电影语态背后,传统的中国伦理和主流价值观始终未曾退场,并越来越凸显,从而完成了国产城市喜剧电影深层文脉的重构。

摘要：在中国电影东南北西四大模块格局中,西部电影模块展现的是以边缘文化反思与民族文化奇观展示为主流的新的电影模块景观,中国内地电影从直接的政治文化再现转向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建构的转换器。它推动中国电影从电影Ⅰ型文化向电影Ⅱ型文化转型。西部电影模块终结了,但其残片仍在近年电影和娱乐文化领域释放出强大的辐射力,注定了会是中国电影文化史上的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地缘文化幽灵,将通过全球性语境中的中国西部电影元素拼贴、重组或衍生等多重方式,释放出新的或隐或显的深厚能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从政策、观念、市场、文化等多重意义上,实现了比较独特的建构与发展。电影市场发展的直接原因和它承担的功能,显而易见;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化成果,需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前几年,追求市场、利润的那种逐利现象还是很严重的。

摘要：在解释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上已有的文化范式缺少中间环节而使得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建立中间变量———创新扩散与路径依赖,初始创新通过扩散而在一定区域或人群中形成创新圈,并在这一创新圈中固化为人们的行为与思维习惯,最后形成文化,反过来文化也将影响人们的创新行动与创新扩散的速度与范围。这种文化范式的模型显示,基于文化范式的发展模式设计,将不仅仅考虑思想的改变,而更为重视路径的探索与路径创新的价值。

摘要：现象学“加州学派”创始人休伯特•德雷福斯从“文化风格”和“文化范式”的现象学视角对海德格尔的艺术本体论进行了创新性阐释,打开了艺术现象学本体论的新视野。相关论述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化风格是艺术作品的生存论前提;二是艺术作品对存在真理的表现包含“揭示—反映”与“表达—强化”两个层次;三是作为文化范式的艺术作品具有反虚无主义的垂范性与暧昧性。

摘要：大运河传统手工艺曾因密切参与生活而带有经由古代而来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价值标准、伦理规范以及技术共识。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手段,在规范了运河沿线管理和利用的同时,确保了大运河的顺畅运营和沿线社会的稳定发展。通过对比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与世界当代思想体系,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古典思想都以建立秩序为主导。在当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以大运河传统手工艺为代表,以传统文化为驱动,在内心深处完整保留带有民族精神的向内自律与向外秩序,并以此承担起以带状地理空间为载体,以传承、保护、发展为主的综合性研究重任。

摘要：中国是酒的故乡,酒文化的发源地,从周代起酒文化已经走向成熟。进入唐代后,酒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茶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范式开始登上舞台。唐代茶文化生活范式的形成得益于发展基础的已然构建、茶艺定型化和茶道思想的孕育、茶与文学艺术的深度融合以及茶学著作的集中涌现等。在此背景之下,唐代社会文化生活实现了从酒向茶的转型变迁,出现了褒茶贬酒、以茶代酒、茶酒争雄、茶酒互补四种茶酒文化价值观。这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动力机制,而这一转变从侧面揭示了唐代中后期时代精神的历史转向,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