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在文化上一直推行东方主义,东方女性被双倍地他者化,其形象长期以来一成不变地固定在一些消极的角色中,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的单向权力运作关系,忽略东方自身的能动性。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文化转移,对于美国文学中三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形象:宝嘉康蒂、巧巧桑和花木兰来说,正体现了西方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东方实行的不同文化霸权,东西方之间正从文化帝国主义向文化转移过渡。

摘要：近期有学者著文提出英国萨尔特伦宅邸一幅用于装饰墙面的纸本画,存在大概率并不是对某处园林实景的描绘,而是对民间流传画本的改造与重组。针对这一说法,对该画作相关信息进行重新考证和分析,通过文之辩、技之辩和园之辩,认为前文推论的相关证据并不充分。围绕这场学术之辩,不仅得出了“正方辩题”—这幅岭南园林图像为真实的行商园林写照;还厘清了准确的中国壁纸在欧洲国家的发展脉络和风格演变;并发现了行商园林的新特点—短园墙。

摘要：1995年，北京的某一天，回到中国不久的艾未未站立着，双手捧了一个陶罐，手那么一松，罐子就顺着重力，落在地上，碎了一三张黑白照片所记录的这破坏性的一瞬，对于刚刚感受到“全球化”助推与影响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只是一声未能传远的动静——即便，碎掉的罐子据说是汉代的；1993年，从美国短暂同国的徐冰做了一件关于“动物”的现场作品反响很大：观众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家画廊里，看到了一头印有拉丁字母的公猪与一头印有汉字“天书”的母揩现场交配，徐冰为之取名《文化动物》。面对如此场景。观众除了尴尬之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的人将之解读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强暴，有的人从中看出了中国对于西方的引诱。外界的评论莫衷一是，徐冰对此也讳奠如深，更多谈的是文化转移。

摘要：保存在巴黎国家档案馆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档案数量众多,且质量优异。这让我们得以研究徐悲鸿在1919年到1927年间留法历程中的更多细节。首要的,便是对这些档案的剖析和研究,能用于从多角度揭开徐悲鸿在法国居留期间"历史"的面纱。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也能与长期以来所构建起来的居留"回忆"对峙比较。紧接着,借助于这些资料,我们能更进一步对比徐悲鸿和其他巴黎美术学院学生的经历。通过研究徐悲鸿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便能够衡量徐悲鸿与同时期出入波拿巴街(巴黎美术学院地址)的中国学生们组成团体中的位置。最后,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对徐悲鸿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习作为自己法国历程的核心"这一认定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徐悲鸿与他人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对一个不仅希望能够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更渴求尽可能接触到完整课程的学生来说,徐悲鸿通过当时所能获取的各种实践,编织起自己的经历之纱,并将其与他人的经历相较量。因此,通过分析徐悲鸿求学历程的细节,我们便能洞察他与别人的相似和有别之处。徐悲鸿不仅效仿他的先驱们,如吴法鼎(1883―1924年)和李超士(1883―1971年),进行一系列围绕美术学院的相关实践,他还身体力行其他新颖活动,例如和法国大师们频频联系、在沙龙和画展中屡屡现身、投身各类社团等。如此多样的实践便能解释徐悲鸿志向之广阔。事实上,他不仅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也是别处的学生;他不仅是学生,而且同样倾向于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他不仅是艺术家,他在法国不断给养自己的雄心壮志,致使能以一位组织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的身份在某一艺术运动中举足轻重。

摘要：美国动画剧本大多采用名著改编的方式,其名著不仅来源于欧美文化圈,还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文化圈。美国动画在名著改编过程中为适应动画片的特点,进行恰当的动画化,文化移转过程中也有价值观的变更。

摘要：民族性是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立足的根基。本文通过对孙悟空动画角色形象的比较、分析,揭示中国动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强势经济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向西方学习的演变过程。文章从文化内涵的三个层面,以动画设计的民族性表现角度比较中国、美国、日本三国动画的异同,分析各国在动画设计制作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并据此探索中国动画民族性体现的着眼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