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0年代后的文学艺术逐渐走向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轨道，这就决定了其传播的营销性质。那么从传播策略的角度，出版商、编辑部就不得不“在商言商”，利用一些商业化的营销策略来从事文学艺术的传播发行工作。因此，“策划”这样一个用于商品营销的策略，在90年代后被堂而皇之地引入进文学艺术的传播中来。

摘要：电子屏幕媒介突破了纸媒介的生产时间、生产耗费和视觉呈现等方面的局限。融合了字、声、图的电子屏幕媒介对文学出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促使新文学类型出现,使文学中的文学形象更加直观具体、类型化;促使文学产品以文学形象为轴心向影视艺术产品转换;改变了文学出版物的形态。电子屏幕媒介求真求美的发展,促使文学出版物的审美不断变化。

摘要：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发展史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地位举足轻重,沈知方和沈骏声尤其贡献斐然。他们是现代通俗文学事实上的理性建构者和设计师,从而参与建构了现代作家的文学面貌和文学身份,在20世纪风起云涌大变动时代的中国文化及文学建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摘要：数字阅读时代文学出版产业变革的前提和关键,是出版业界的观念更新和模式创新。文学阅读的本质是读者与作者通过文学文本的有机互动;出版媒介参与的数字文学阅读,是充满活力的阅读生态系统,是作者、文学编辑、读者共同参与的一个没有止境的文化创造过程。尽管数字阅读时代,文学出版者已经丧失了文本复制的垄断地位,但只要明确数字文学出版的核心是维护并促进和谐的文学阅读生态系统,将文学出版的定位从复制生产文本转变为服务和引导文学阅读,规划设计以文学阅读活动为中心的数字文学出版模式,文学出版就一定能在数字阅读时代创造新的辉煌。

摘要：指出了畅销书"走出去"对推动我国文学出版"走出去"起着重要作用,但当前存在的阻碍因素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以形成海外营销合力、完善畅销书"走出去"的机制、加强自译者队伍建设和鼓励自译方式多样化的对策。

摘要：民国广告业迈入＂繁盛时期＂[1]3,戈公振指出：＂广告即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2]180,陆梅僧主张＂中国的出版界、商业界、广告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够＂使其格外迅速＂[3]18。民国文人已经意识到广告牵涉多种文化因素。民国文人发现＂因为科学的发达,新的广告媒介物日益增多,但期刊仍能保持它的重要地位＂[4]263,

摘要：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海量信息的漫游时代。大数据时代的中国文学出版存在着严重的"审美"缺陷。文学出版的"审美"内涵包括文学出版的文化理性和文学出版的装帧艺术两个层面的内容。出版从业人员应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应对当下文学出版的"审美危机",其具体策略一是要努力规范和开拓文学畅销书市场,二是要加大对严肃文学的出版和宣传力度,三是要优化文学图书的装帧设计,四是要挖掘文学新人和文学精品。

摘要：传媒改制在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同时加剧了文学的边缘化,迫使文学走向市场化、大众化和影视化等多元综合发展道路,文学生产机制在传媒改制和文学消费的"张力"下建立起来。受此影响,出版主导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生产的重要特征,通俗化、时尚化、影像化和品牌化等成为文学出版改革的主要方向。文学评价承担了文学导购的功能,多媒体批评、非官方评奖等新的文学权力在崛起,娱乐精神消解了文学权威。

摘要：综观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有着不少的惊喜。5月31日,作为新闻出版界最高奖的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公示,我国首套以民族立卷的文学丛书《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名列其中;8月29日,第三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组委会授予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这些颇具影响力的奖项无疑都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极大肯定,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奖项,如首届“土家族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文学奖项的评选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会议的召开,如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广西民族大学在南宁相思湖畔举办了“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对话会”,共有来自18个民族的40余位80后、90后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会,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中检阅。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从不同的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注入了动力,特别是近几年来逐渐浮现的文坛新秀,正在以崭新的面目登上文坛,书写出不同的文学风景。这是我们在考察每一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时需要注意到的新态势。

摘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坚持不懈地在出版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道路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回归儿童，回归文学，坚持儿童本位和艺术品位的最佳结合，坚持高质量、高品位，努力提升儿童文学的艺术价值，培养儿童高尚的艺术和审美情趣，是川少社始终秉承和坚守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