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70年来,对“文学”的定义随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变动中的阶段性样态。这一流变呈现为从“反映论”“审美论”到当下的“审美终结论”“文学终结论”等。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反映论”,与古典主义文论和美学呈现亲缘关系。“反映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合拍性,实质上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审美领域上对“卡夫丁峡谷”的双重跨越。而80年代以降审美现代性的发生,则是在这场跨越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新的美学表达。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是采纳西方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双重逻辑来发展自身的,当代中国审美自律和艺术的独立性并未被真正强调,可以说中国并未形成现代西方意义的审美现代性。考察近70年来“文学”定义的流变之意义,是在审美泛化的当下社会探索“定义”文学的新的可能。

摘要：1957年的文论教材中有关文学的定义可概括为:在属性上,认为文学是上层建筑之一种;在反映方式上,认为文学是依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在传播媒介上,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呈现出上层建筑论加形象特征论加语言媒介论的三重叠加式的定义模式。而这种文学定义模式的择定很明显在哲学层面上是受到了列宁反映论的影响,与斯大林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个性化"解读有关,与日丹诺夫、季摩菲耶夫、毕达可夫的理论传播有关。从唯物论哲学中推论文学性质,而非从创作实践中推论文学性质,就造成了日后文学继续被政治绑缚,继续成为政治的工具的历史命运,有关文学的特质问题由于一直受逻辑层面的纠扰也就没有真正得到学理层面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