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本与数据挖掘作为机器学习的重要支撑技术,对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文本与数据挖掘涉及复制权、改编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权形态,具有著作权侵权可责性,并且无法被既有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所覆盖。从市场交易成本、利益平衡以及技术发展价值角度考量,文本与数据挖掘具有纳入合理使用的必要性。就文本与数据挖掘著作权合理使用规则的建构,首先,我国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应当采纳有弹性的立法模式,以《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第13项“其他情形”兜底条款为接口,通过《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增设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其次,针对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适用主体和目的、适格客体类型、豁免行为范围展开规范设计。最后,需要完善授权许可合同机制、技术保护措施、机器学习数据共享等配套机制。

摘要：判断某一情形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前提是这一情形已经构成侵权,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文本与数据挖掘”技术的经济重要性使得学者们开始讨论其是否构成著作权例外,但是缺乏对于其是否侵权这一前提的论证。“文本与数据挖掘”行为是一个行为集合,将其行为与对应权项拆解分析,过滤掉自始不属于“技术性”使用的行为、不造成传播的行为等不构成侵权的行为,才可进入合理使用讨论范围之内。“文本与数据挖掘”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能够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的进步,将其作为合理使用情形也能够解决著作权市场失灵之问题。但我国著作权法对此却并无明文规定,现有的情形也难以将“文本与数据挖掘”之合理使用涵盖其中,只能通过对“三步检验法”进行解释而予以适用,立法稳定性受损。因此,应当以《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为接口,通过修订《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方式,引入数据挖掘专门例外。

摘要：[目的/意义]在对美国、英国、欧盟、日本、德国等地区或国家对TDM行为的立法或司法应对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上,提出我国TDM合理使用规则的设计思路。[方法/过程]首先分析人工智能时代文本与数据挖掘的技术特征及其挑战,介绍出版商和图书馆有关TDM合理使用的立场分歧,之后在对代表性国家有关TDM合理使用法律应对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上,从TDM例外的主体、客体、目的、行为及其他条件等方面,论证我国TDM合理使用规则的具体内容。[结果/结论]任何机构或个人基于科学研究或其他合理目的对任何作品以复制、提取、改编或有限传播方式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构成合理使用,但利用非合法来源作品须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摘要：近年来,以国际图书馆协会、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为代表的国际图书馆界为争取文本与数据挖掘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2014年,英国对文本与数据挖掘版权例外制度的立法不仅成为世界范围内版权法变革的又一典范,而且将对图书馆应用文本与数据挖掘技术开发利用数据信息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图书馆界要积极开展调研活动,主动参与全球版权立法进程。立法机关应坚持促进大数据应用的价值导向,将国情与域外经验有机结合,适时建立文本与数据挖掘版权例外制度。

摘要：应用文本与数据挖掘技术对数据信息开展收集、提取、整理、重组、分析、研判,揭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正在成为图书馆新的重要服务领域,也引发了复杂多样的版权矛盾和权益纷争。英国近年来为促进文本与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就合理使用版权制度作了创新,包括:正确把握合理使用制度的价值取向、科学选择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对合理使用规则进行详细和全面设计、就版权协议的效力作出必要的限制等。其做法和经验对我国通过立法解决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平衡图书馆领域的利益关系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摘要：由于我国图书馆限制与例外条款自身的设计缺陷以及数字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图书馆限制与例外条款的不足和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主要体现为图书馆限制与例外条款中服务对象获取作品的目的限制缺失、图书馆提供数字化作品的客体限制缺失以及文本与数据挖掘带来的新型问题。在借鉴国外立法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修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为“ 《条例》”)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完善。一方面,在《条例》第7条中增设“为了便于服务对象研究或学习”这一主观目的限制,并在该条中明确将视听作品排除出图书馆提供数字复制件的作品类型当中;另一方面,在《条例》第6条中增设图书馆等机构基于科学研究目的而使用文本与数据挖掘的限制与例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