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由巴赫金奠基的互文性理论在克里斯蒂娃的力倡下被确立和深化,后经巴特之手走向经典,在修辞学派处被泛化,终于成为一款独树一帜、影响远播的法国理论。互文性理论受马克思“作为生产模式的历史”启发,以生产性文学批评为支点,其探索和开拓都立足于这一坚实的支点之上,并在更大的时空中辐射开来。巴赫金的互文性思想发端于文本性而又超越文本性,已显示出生产性的端倪;克里斯蒂娃最初厘定“互文性”概念时,就提出了“文本是一种生产力”的大胆设想;巴特1973年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文本理论”词条时,将“生产力”列为条目并进行讨论;修辞学派作为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的传人,对互文性的生产性也十分重视,展现出较强的自觉。

摘要：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后立刻引起文坛关注,既是作家的成名作,也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不过,目前针对小说的研究大多为思想价值或艺术特色的分析,绝少涉及作品的版本问题。然而有关这篇小说的版本问题,不仅体现为作品的文献价值,还可窥见新时期初期文学作品的时代命运。围绕《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版本与修改问题,可以探清作品如何在作家、编辑、评论家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达成文本形态和意义生成。

摘要：所谓新媒体文学,是指在信息化时代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电子技术承载的自媒体作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经常是借助于所谓“超文本链接”和“多媒体演绎”等表现手段来呈现,且依仗当代传媒手段进行运作、促销以获得购买与阅读的文学作品,各种“类文学”文本,包括具有一定文学成分的艺术创作品。显然,新媒体文学包含着大量的网络原创作品,也包括以新媒体作为承载平台进行技术“下载”的传统文学甚至经典文学作品,不过后一种文学文本形态不是典型的新媒体文学。

摘要：墓志有三种文本形态,相较于石刻,拓本和书本对墓志文本信息的简化和弱化,遮蔽了研究者的部分视野。联系墓志借信息互见构建地下亲属关系的义例、墓志文与墓葬壁画皆以"竹林七贤"等历史人物夸饰墓主品行的手法以及墓志文与墓主画像同出格套的特征等可以看出,中古墓志文本在生成过程中受到过墓葬地下语境的影响。墓志文本的作者,除了撰者、书刻者外,作为书、撰、刻三方雇主的丧家,也可以通过提供墓主信息、增减墓志文本、撰写墓志文等途径,或隐或显地影响和改变墓志文本的内容、结构与表达模式,是中古墓志文本的重要参与者和完成者。

摘要：数字技术不仅为电影艺术提供了新的制作方法与制作工具，也使电影艺术的文本、题材、电影理论、审美方式及传播方式都产生巨大的变化，为电影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数字电影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范围存在着交叉与分野，其中包括在普通影院放映的含有“数字专胶”及数字技术的电影、在数字影院放映的纯数码电影及3D动画影片等。

摘要：《韩诗外传》中以享乐考验为主题的故事,从正反两方面以叙事形态体现了儒家学说对于享乐的警惕意识。由于《韩诗外传》本身讲经提纲或听课记录的文本性质,其享乐考验故事的文本形态相对简略,限制和削弱了它的文学性。讲经的文学价值、艺术技巧只能在既定的文本形态中显示,有时可以得到充分展现,有时则难免受到限制。

摘要：由于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和视觉文化的异军突起,以直观性、娱乐性和祛义性为主要表征的图像叙事成为消费时代一种突出的语言表述形式、思维模式和逻辑方式。由此,新世纪的女性写作与视觉文化形成了互动互释,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图文化、影视化、动漫化和网络化等新特征。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中图像与文字两种表达媒介,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上的互动成为可能,体现出不仅出版传播技术进步了,而且使用图文媒介的理念和实践,也深刻变化了,开始包含现代启蒙元素。中国现代文学图文互动的重要类型之一就是图文一体的文本形态,这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在文学文本中插入图像(以"文"为主),如报刊、书籍内部的插图;二是图像中配有文字(以"图"为主),如图文一体的漫画集和长篇漫画等。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实际情况来看,期刊插图最为生动地体现了文学风尚及其潮流的演变,而不同的文学杂志有着不同的插图面貌。以单行本面貌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也往往有着独具特色的插图,张爱玲就是这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具有"文学性"的漫画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漫画进入繁荣期,出现了以丰子恺等为代表的诗意漫画和以叶浅予、张乐平等为代表的长篇连载漫画。漫画中简洁的图像与文字结合,不仅表现广泛的社会情态,也有效地批判现实并建构未来。

摘要：《汉书·五行志》作为对先秦至汉代以来灾异论的汇编,多元化的文献来源,使其整体的文本形态呈现出独立、混乱而又失序状态。这种文本建构中体现出的复杂性无形中影响了其灾异论的运行机制和叙事表现。整体上,《五行志》以“灾事对举”的实用性叙事结构、“托类象物”修辞性表达策略,赋予灾异强烈的现实品格和实践色彩。这种具有生成性与结构性的灾异叙述机制,既包含了对古代传统叙事艺术的继承,更体现了《五行志》特有灾异思想和文本空间秩序建立下的自我创造。

摘要：编选者在明清小说文本形态演变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为调整原作主旨或人物性格内涵,编选者常常对其情节内容予以增删改易,同时根据政治环境的变迁而对原作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敏感字眼作出修改,从艺术角度出发对原作进行润色,并按照一定标准对原作的形式体制予以加工改造。有时编选者还对原作标题、署名等"副文本"加以改动,或以不同心理动机为选本命名,或为所选小说增加一些插图、评点等"副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