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英德、李志远《明清戏曲序跋纂笺》是有相当专业广度和深度的戏曲序跋集大成,具有文献搜集的全面性及文献整理的准确性、专业性、创新性、实用性等特色。该成果以明清戏曲序跋为轴心,放眼整个古代戏曲序跋的发展状况,熟练运用科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从戏曲文献和非戏曲文献两个渠道搜集戏曲序跋,坚持目验原则,运用古籍整理的专业方法,全面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其笺注内容对治曲选题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摘要：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日两国学者有关呈让之诗文、印谱、书法、绘画资料以及年表的整理情况,幷对相关成果进行了评述。对于吴让之的研究状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晚清印人社会地位不高,局限了后人开展研究的格局,尤其是今人在理解吴让之篆书、篆刻艺术风格时,先入为主,未能找到吴让之既能“古质”又以能“今妍”的源头,使吴让之成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家。

摘要：1917年董康编辑刊刻的《诵芬室读曲丛刊》是近代首部汇集古代戏曲论著的总集,有五册本和四册本两种版本先后发行,各收7种曲话,但收录内容和出版发行方式不尽相同。董康从“搜刻异书”转向戏曲专题文献整理研究的目的由此昭然若揭。《诵芬室读曲丛刊》包括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剧目著录、曲谱、唱曲理论和创作理论,基本涵盖了戏曲理论应有的文献类型,体现了从雅文学意义上的“曲”转向雅俗共赏的“剧”的选本意识。《读曲丛刊》的编选体例、校勘成果以及以“选本”为方法的专题研究意识均启发和影响着近代至今的戏曲研究者。

摘要：西夏是路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是当时西北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其艺术形式表现为“东西兼顾”。但由于历史原因,西夏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实物出土,目前研究仍处于文献整理等奠基性阶段。文章以历史文献、黑水城出土西夏绘画以及考古为依据,溯源了西夏毛纺织品的族属性、礼仪性和实用性,继而结合同时期西北其他游牧民族,如新疆毛纺织品的制作工艺和造型特征,分析了西夏古代毛纺织品中毡、褐、毯的审美文化和工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西夏风俗的民族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摘要：先秦是中国陶冶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研究先秦陶冶文化必须改变当下重器物、轻文献的倾向,做到考古、艺术和文献并重。作为古典文献的代表,先秦诸子文献对先秦制陶业和陶冶文化发展有一定记述,其记载虽较为分散,但内涵却相当丰富,涵盖诸子思想、陶冶生产流通以及陶器品种和用途等内容。鉴于目前先秦诸子陶冶文献整理不完善,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探索,系统整理先秦陶冶文献,是_项必要且很有意义的工作。

摘要：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院昆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进入中山大学学习，2002年获得中山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6月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至今。在求学期间，广泛涉猎中国戏曲史、中国佛教史、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并长期坚持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

摘要：盛世修书，当今中医书籍的编纂形势喜人，宏篇钜制不断涌现。尤其是中医药古籍整理（汇编、校点、影印等）方面的丛书更是卷帙浩大，令人目不暇给。在众多现代编纂的中医药文献中，曹洪欣教授总主编的《温病大成》令人耳目一新。该书编纂者匠心独具、创意新颖，出色地将中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与相关知识的深度发掘紧密结合起来，

摘要：版本源流考订是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单种文献历代同书异本传承关系的考察,可以从存本中发现和推荐与祖本关系密切的善本。对古籍数字化而言,版本源流考订有助于选择精良的底本,还可将前代版本源流考订成果随同文献正文一起数字化,并进行数据加工。文章以宋代梅尧臣《宛陵集》为例,利用OWL本体描述语言完成面向专业研究人员的古籍版本源流知识库的结构设计,基于本体开发工具Protégé完成以RDF资源描述框架为基础的本体建模,利用On⁃toGraf插件功能将该书的版本源流以可视化的形式直观呈现出来。

摘要：音乐文献整理中,文献学方法的运用有失规范,影响到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诸多问题的认识与总结,"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是为显例。文章围绕这一问题的整理研究,利用目录、选择版本、校勘注释、考订辨伪、义理分析等基本方法展开讨论,强调正确运用文献学方法的重要意义。

摘要：《中国印论辑要》是在当前古籍文献整理质量低下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一部“学术当随时代”的成果。由于“俞剑华学派”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篆刻研究的内生逻辑,决定了编者采用类书型编纂方式,以此深耕于俞氏未曾涉及的印学领域,来扩大“俞剑华学派”的学术内涵。同时,《中国印论辑要》对篆刻技法予以了必要关注,并将印论的时间上限推到先秦、两汉时期,还辑录了不少史学文献,充分发挥“互著”“别裁”之法,建构了独特的中国印论分类体系,体现了敢与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此外,《中国印论辑要》还有着“有述有作”的文献学特点,注释部分承袭了俞剑华文献整理的特色,“导读”部分则凭借其优异的思辨能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言他人之所未言,不啻为“俞剑华学派”的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