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翼兽这一形象普遍出现于公元前三千多年的西亚地区,源于西亚的早期翼兽形象在传入里海以东后有了新的名字—狮鹫怪物“格里芬”。格里芬的形象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斯基泰艺术的三要素之一,融入了斯基泰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图腾艺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使得当时的中国和中西亚开启了文化交流,翼兽形象随之传入中国。经过时间的变迁和不同民族的理解再创造,格里芬也逐渐演变为中国独有的神兽翼龙、辟邪以及天禄等的原始形态。

摘要：翼兽最早见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两河流域闪族人的文化中,主要的形象是翼狮和翼牛,都代表具体崇拜对象。但当传播到希腊或里海以东的草原地带后,逐渐失去原意,成为信仰内涵不明的“狮鹫”(格里芬)怪物。战国时期,经过斯基泰人的文化桥梁,翼兽形象开始常见于华北列国造型中。不过,战国艺术很少直接模仿斯基泰艺术的狮鹫,而是在其基础上塑造新义。并无明确信仰意义的“狮鹫”在经过漫长的吸收过程后,与中国最高等级的神兽龙、虎相结合,内化出了全新形象——“天禄”“辟邪”,并一直经汉风靡至唐。

摘要：翼兽造型是斯基泰艺术动物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在斯基泰艺术中的出现和发展与外来格里芬造型密切相关。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斯基泰艺术中翼兽造型按其来源不同,可分为近东型、希腊型、波斯型和融合不同文化后自身创造的斯基泰型。在大致同一时期,中国境内也突然出现了带有异域风格的翼兽造型。考古发现表明,翼兽造型由希腊、西亚传入欧亚草原,后继续东传到达中国。这条传播路径就是日后所称的草原丝绸之路。

摘要：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猛虎噬牛”铜案,由于过分精美,使人们忘却对其功能与意蕴的思索。它是“斯基泰·西伯利亚·鄂尔多斯·石寨山”所谓“野兽艺术”系统的有机构成,必须在游牧人生活、心态或文化的背景上对其进行考察。它可能具有适应流动生活的多用性,可用于陈设和献祭。其深层透露游牧人的“弱肉强食,新陈代谢”的观念。被扑噬的大牛腹底有一“小牛”钻出,可能暗寓“再生”母题,表示生命不会休止。

摘要：在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刺绣中,有一件“凤鸟纹”绣,其形象与通常意义上楚国流行的凤鸟形象不能混为一谈。通过对图像的考证、对形象的溯源,它应是斯基泰艺术中流行的梳状鹿角神兽,并且可以上溯至西方的格里芬(Griffin)。梳状鹿角神兽或许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飞廉”,在信鬼好巫的楚地,能助死者升天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