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诗虽然在当代新诗坛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接受范围日趋狭窄、接受程度日益降低等问题,而新诗重新回归格律的看法和实践也一直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新诗的格律问题重新加以考察,以更好地思考新诗的发展路径。新格律体诗既可以从中国五、七言诗与西方格律诗那里借鉴顿数与押韵的规律,也可以从词体中借鉴节奏模式。相对于旧格律体的“严格的重复”,新格律体是宽松的,因而可以容纳更多的“现代感性”;相对于自由诗的“变异的重复”,它又是规整的,较容易在作诗者与读诗者之间形成某种“视野融合”。注重形式的规范与要求形式的解放同样重要,新格律诗的探索和实践对于发挥汉语优势、丰富意蕴表达以及促进诗体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数十年来,诸多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犹如汗牛充栋的诗学宏论,几乎都一致认定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为自由体诗人的杰出代表。其实,这种认定,是很不准确、很不科学的。笔者认为:贴到郭沫若诗作上的“自由体”的炫目标签,早就该从各种现、当代文学史和理论文章中撕去——因为郭沫若自新诗创作起始,原本就不是单一的自由体诗人——他在创作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诗的同时,还为我们创作出不少新诗的格律体。郭沫若早期对新格律体的尝试和创新,同样有彪炳千古的开山之功。总之,郭沫若早期的诗,体制新,旋律新,雄丽、华美,激情澎湃;它既给人以不甚整齐、参差跌宕的美感,又在参差跌宕之中,蕴含着极有规律的“律动美”、“对称美”及“均衡的美”。它虽然一泻千里,飞腾跳跃,但却不失错落有致、布局缜密、结构谨严。从美学视点上来加以审视,它无疑具有着参差均衡的大美。同时,本文还着重指出:尽管郭沫若说他“最厌恶形式”,但他自身的创作实践,却雄辩地证明了:艺术形式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有着较大的潜能和力量。而那种讥讽新格律体为“豆腐干式”的论者,也只能是在诗体学方面的无知或心存偏见！最后本文强调,诗歌理论界和现、当代文学史界,应从具体诗人的具体作品出发,去进行分析、研究,方可得出正确、中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