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7月8日,电影《万家灯火》于沪光影院试映,放映结束后,昆仑公司招待影剧文化新闻界人士,征求对该片的意见,到场郑振铎、杜守素、田汉、曹禺等数十人,一致推该片为本年国产片最成功之作。同月21日,《大公报》(上海版)于"戏剧与电影周刊"版面刊登《万家灯火》座谈会的相关内容。会上,该片"亲切""自然""很有人情味"的艺术风格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可[1],并被评价道"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文艺巨作"。

摘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是二战后兴起的一次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电影运动,它的源起与战后意大利社会现实密切相关。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历经战争的摧残,诸多具有进步思想和正义信念的电影艺术家不顾来自当局的压力,披露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混乱与不堪。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流派和美学思潮,新现实主义提出“还我普通人”和“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的口号,将写实主义传统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主张电影要回归人们的真实生活之中,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反对法西斯战争、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为主题.

摘要：谈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总要想到1948年德·西卡执导的影片《偷自行车的人》。作为世界电影史中一部经典的作品,《偷自行车的人》以其细腻的笔触、感人的情节、独特的创作理念和表现风格,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影片一经问世便产生巨大反响,获得了第2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奖。该片导演德·西卡早年从事表演事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很受大众欢迎的电影明星。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更是一个优秀的导演。

摘要：在世界电影史上曾引人瞩目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对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五、六十年代,一些新现实主义影片,如《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时》、《游击队》、《罗马——不设防的城》、《米兰的奇迹》等,就在我国广为放映。但新现实主义电影作为一次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艺术革新运动,引起我国电影界的重视,并进行认真探讨研究。

摘要：20世纪40年代,虽然二战战火已熄,但残酷战争给各国民众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犹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家们以尖锐的目光重新审视欧洲社会,承续写实主义风格,致力于拍摄反思社会现实、着力反映民众生活疾苦的电影作品。维托里奥·德·西卡在电影《偷自行车的人》中以事件再现的真实记录、新奇的叙事架构、丰富的声音表现建构了意大利现实的音画世界。本文旨在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语境出发,通过对《偷自行车的人》电影文本进行分析,探索电影中的声音艺术。

摘要：比较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在题材、背景、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探索它们不同的电影艺术传统,能够发现中外电影深层的一些本质区别。

摘要：文章选取中国三十年代电影(1932-1937)极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电影,与几乎处于同历史一时期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在背景、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作一个粗略探讨,从而发现些二者的深层次区别。

摘要：电影的视听语言发展到长镜头的运用阶段,是一次大胆的革新与进步,是镜头内部的深入探求,是电影作为一种崭新艺术形态对自身特有的语言系统的重构与思考。长镜头的运用,开始了区别于以往的电影叙事表意方式附着或借鉴戏剧、文学等古老艺术形式的传统,探索出了一套属于电影本体的修辞表意系统。黑泽明(Akira Kurosawa)作为早期日本电影的奠基者,是经由日本战后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崛起的一代导演,他在基于电影语言时代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了自身对日本民族性和东方审美的需要理解之上形成的新的镜头表现方法,拍摄了具有世界水准并对后世电影界影响深远的电影作品。

摘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电影运动,[1]不仅对电影艺术手段的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而且对于推动世界电影进程具有重要作用。新现实主义之“新”一方面表现在电影艺术手段的创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旧艺术形态相区别。探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不仅对电影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现代电影的观念具有引导作用。

摘要：电影的空间不是现实世界的物理再现,而是承载了艺术家内心镜像的表意系统,当空间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或时代意义,空间便失去其本来的区域地理意义,而成为一种语言代码,作为一种符号的象征而存在和被提起。贾樟柯电影作品的地理空间从最早的山西汾阳到后来的重庆、成都、广州、北京甚至国外,呈现出不断扩张和位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