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生活运动是2 0世纪3 0年代国民党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该运动从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出发来推行"艺术化的新生活",影响了以"衣、食、住、行"为设计对象的工艺美术。新生活运动把造物设计活动纳入政治与社会学的领域,除了狭隘的功利目的外,客观上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年轻的中国工艺美术设计重新套上了"礼"的镣铐。

摘要：1934年2月,国民党提出"新生活运动"的倡议。一个多月后,《美术生活》杂志创刊。该杂志用大量版面刊发中外设计师的作品,并围绕"新生活运动"之"生活艺术化"与"工艺美术"、"设计"之关系展开讨论,具体内容包括图案、日用器具、橱窗、广告、住宅、街道、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等,对当时都市设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就《美术生活》杂志的几篇长文,分析"生活艺术化"倡议下引发的美术界、设计界的都市设计想象。

摘要：1930年代中期,浙江省的基层社会在新生活运动的名义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吸卷烟运动。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浙省各地停售、焚毁卷烟的事件频频发生,临安县甚至爆发了数千人聚众请愿、迫使外来烟商离境的集体性骚乱。浙江省政府不仅支持基层自发的禁吸卷烟运动,而且还向中央提议将之推广至全国。然而,在国货卷烟广告的强大攻势下,浙江全省的卷烟消耗量仍位列全国第一,省内一些地方的卷烟销售量也不减反增。在这场禁吸卷烟运动中,浙江省的基层党政机关、浙江省政府,以及集中于上海的国货卷烟厂商,均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富有创造性地诠释和利用了这种资源,呈现出基层政权的自主性,各方基于利益考量的博弈,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与局限性,演绎出新生活运动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本文以1934至1935年在浙江省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数十种地方报刊,初步展现新生活运动推行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摘要：在抗战前新生活运动所放大的复古文化语境中,出现了一些在文化上趋向于保守的电影,它们在以往的电影史叙述中,往往被忽略或简单化对待,而其本身的现代意义则未得到足够重视。

摘要：目的:新生活运动宣传常常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场景与道德上的污秽、浪漫、懒惰、颓唐联系起来。改革者认为可以通过实现国民公私生活的合理化,实现国家的强盛。文章旨在分析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卫生观念与卫生用品如何为国人所接受,并且成为个人进行社会与国族认同的场域。方法:采用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对设计现象、设计物品进行观察、描述、分析与解释。结果:研究发现,个人卫生用品的传播经历了政府的规约、商业对新生活概念的转化到个人的主动选择与回应等过程,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性。结论:在名伶与广告的造势下,“卫生”以一种亲切可感的形象进入了大众的生活,并在潜移默化中主宰了大众的休闲时间,重塑了大众的生活观念与结构。同时,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卫生用品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较大份额,选用国货卫生用品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行为,更是爱国之心的体现。

摘要：在新生活运动发起前后,蒋介石在1934年三十多次的演讲中数次提到"礼义廉耻"。特别是在有关新生活运动的讲演中,这四个字曾频繁出现。在新生活运动中,"衣食住行"被视为一般国民的基本生活,在一系列以新生活运动为名义的应时造物活动中,装饰始终"在场",但不是以"艺术"的高贵姿态指导或影响民众生活,而是平庸地存在于国家意志所要求的民众"合理化"的生活革命中。装饰"新生活",不仅表现为对生活的"新"概念设计,还体现为国家意志规训民众言与行所具有的"秩序感"的视觉呈现,契合了20世纪装饰话语"最普通之美术"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所指。

摘要：本文从身体的角度切入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现代性公共话语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体育皇后》的身体归训与此时身体公共话语之间的关系,指出《体育皇后》是这一时期"民族—国家"化身体话语的自然延伸,或者说就是它的一部分。同时,本文继续辨析了《体育皇后》的身体话语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本文试图表明至少在身体的维度上《体育皇后》现代性的复杂性。

摘要：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历经抗战前后的发展、演变和破产三个时期,持续十多年之久,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考察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阐析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和特点,评估新生活运动的实效和作用。一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新生活运动,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用所谓“社会教育”的方式,使一般国民日常生活能够“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达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目标的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思想。

摘要：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摘要：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