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以来的陕西作家，在最能标志作家艺术个性的作品的语言组织上存在某些共同的取向，那就是对秦地方言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使用，路遥也不例外。路遥看重的并非是方言在文学叙述中的“修辞”意义，也不仅仅是其作为地域文化符码有助于表现地域民情风俗的作用。

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摘要：何谓文学？翻开任意一本手头的中外词典，都有清晰可见的注解与明确的标示，大致陈述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通过形象来表现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情感的艺术。即使存在细微的差别与区分，但总体的精髓内核是不会改变的，即都会强调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抑或载体，而形象的诉诸与表达则为文学所倚靠的主要表现方式与使用方法，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表达作者所内蕴的深厚情感及其对丰富社会生活的折射与描摹。

摘要：方言写作已成为当代作家与评论家们密切关注的对象之一。就文学创作本体而言，广义的方言写作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纯粹用方言写作的方言文学，它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譬如某些方言色彩极为浓厚的地域小说。二是在共同语写作过程中适当地使用方言俗语，方言经过书面语的简单加工却又不失原味。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方言”作为民间话语资源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撷和运用，作家们常常将一个时代、一个村落、一座城镇甚或生活细节中所显示出的人的性格浓缩到文字当中。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作家运用方言又穿越了方言，乃至直接用方言来观照民俗生活与文化，从而超越了迄今为止评论家们最关心的语言本身，同时从历史与地域的角度把握社会生活的内核。作家们的探索也超越了寻根初期那种只对人物方言俚语进行模拟性叙写，进而深化到对其文化意蕴的诗意化考察，从而使它成为从文化层面接近原生态生活、开拓艺术新境界的重要途径。

摘要：在方言写作积极意义备受肯定的同时,如何看待和解决过度使用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和粗鄙化问题同样重要。而这离不开对方言成分进入文学作品方式的进一步总结、甄选,离不开对方言土俗成分进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中肯评价。思索之余,我们看到方言写作存在的种种弊端不是方言本身的错,而更多是不同语言系统及其所承载的不同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在相互融合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碰撞。只要出于文意表达的需要,再普通、再粗俗的方言成分的引进都可能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根据需引进方言成分本身的形式和意义特点,甄选合适的引进方式则是方言写作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摘要：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方言写作”现象不可忽视。从早期韩邦庆用吴语写《海上花列传》、鲁迅用绍兴方言写《离婚》,到后来林斤澜以温州方言写《矮凳桥风情》、金宇澄用沪语写《繁花》,方言写作未曾断绝,并随着《繁花》影视剧改编进一步兴盛。然而,“方言”与当下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如何构成有效的艺术生产力?

摘要：文艺作品中的方言表现形式呈现着增强的趋势，突出地域性的本土化定位、立足底层的平民化叙事、注重异质性的方言化表达、追求愉悦感的喜剧化审美是其艺术特征。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影视成为荧屏上一道重要的风景，而方言写作也已成为当代作家与评论家们密切关注的先现象之一。虽然理论界对方言写作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所具备的特殊表现能力，

摘要：两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三位当代小说家的文章,文中有几句话质疑阎连科的方言写作,认为他小说语言欠缺艺术性。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出后,引起不少争论。喜欢阎连科小说故事者,对我“贬低”阎氏极为不满,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觉得这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坚持认为,小说早过了“读故事”的时代,语言在阅读中已成第一要素,而阎氏“方言写作”和他语言艺术性欠缺有一定因果关系。最近恰好接连读了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柄谷行人谈“文言一致”和“声音中心主义”的文章,联系到阎连科小说语言的话题,就此再发一番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