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案例一]女青年张某逛街时，某食品公司的广告牌从公司楼上坠落，导致张某头顶被砸，先后花去医疗费2127．2元并停工养伤五个月。张某与食品公司协商赔偿不成，起诉到法院。庭审中，食品公司认为广告牌坠落是由于空中突起大风引起，自己已尽管理义务，主观上没有过错，因此拒绝赔偿。张某认为食品公司广告牌坠落当然是由于食品公司疏于管理造成的，食品公司主观上有过错，理应赔偿。双方对于自己的上述陈述均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摘要：论指示缺陷产品的无过错责任汪渊智，冯锦生产品存在缺陷是生产经营者承担产品责任的前提。而缺陷一般包括三种，即设计缺陷、制造缺陷和指示缺陷。其中，指示缺陷往往被生产经营者所忽视，造成大量的产品损害事故。因此，本文专就产品的指示缺陷及其无过错责任作一论述。...

摘要：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项特殊归责原则，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和作用，我国法律虽然确立了这面归责原则，但是尚未完全设计出与该原则配套的制度，使得该归责,原则在实际适用中矛盾丛生，逻辑混乱，所以，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该重新认识和改善无过错责任原则及其相关制度。

摘要：虚假广告是指内容不真实,不可靠或虚构、编造事实以欺骗消费者的广告。近年来,一些不法生产经营者把大量假冒、劣质商品投向市场,并通过虚假广告大为宣传,危害社会和消费者利益。因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案件屡有发生。陕西省商洛地区法院审判的“荷兰鼠案件”,就是一起震动全国的虚假广告损害案。诈骗犯董合成利用当地公证机关、报纸、广播、电视等大做虚假广告,鼓吹荷兰鼠是珍稀动物,养殖荷兰鼠是致富捷径。

摘要：在质量强国和民法典编纂的时代背景下,《产品质量法》中产品责任规则的修订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明确销售者产品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将销售者的过错作为销售者生产者内部追偿的依据;其次,改革现有的产品缺陷认定标准,将违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判断产品缺陷的出发点,就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示缺陷分别引入背离设计标准、合理替代设计标准、充分警示标准;最后,结合《民法总则》和《民法典侵权编(第二次审议稿)》的相关规定,将产品责任诉讼时效修改为三年,承认产品责任保护范围包括产品自伤和精神损害。

摘要：本文作者论证了建立和完善我国侵权责任的重要性，必要性。认为：在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是由众多判例和特别成文规范构成的与财产法和合同法并列的民法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我国民法通则对侵权责任虽做了规定，但已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者认为没有发达的侵权责任法，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作者在本文中设计了建立我国侵权体系。认为应确立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三项归责原则体系。贯彻全部赔偿、惩罚性赔偿、限定赔偿三项赔偿原则。

摘要：植入式广告的目的在于促销商品或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商业广告。隐蔽性是植入式广告的根本性特征。植入式广告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植入式广告的广告主、广告公司、广告发布媒体基于这种信息不对称明显侵犯了广大消费者权益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我国对植入式广告的有效法律规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总体上采取原则放开、例外禁止的监管模式;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制度;经营者的归责原则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植入式广告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又是市场问题。我们应该综合运用广告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治理。

摘要：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侵权责任构成规则与被侵权人过错抗辩事由规则应该被区分。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仅适用于动物园设置了隔离措施的情形,在事实层面分为被侵权人是在隔离区之外还是之内被动物侵害两类,应当适用不同的规则。参观者在动物园隔离区之外被动物侵害的情形,动物园应当承担未尽管理职责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动物园尽到管理职责是类似监护人责任的法定减责事由,以体现其公益性和开放性。参观者在动物园隔离区之内被动物侵害的情形,动物园应当承担未尽防止进入隔离区义务侵权责任,是一种违反防止进入高度危险区域义务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摘要：《广告法》第56条第2款沿用《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广告代言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承担无过错连带责任,但没有注意到它与后者在法律表述和立法目的上的差异。《广告法》规定的代言民事责任没有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进行界定,导致其规范效能缺乏司法实践应用性,广告代言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法理依据并不充分,要求广告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亦与侵权法的体系不一致。要充分发挥《广告法》规定的广告代言民事责任,应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以性质标准和程度标准作为“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界定标准,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是否具有独有的风险、商品或服务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损害的程度以及是否属于正常使用,同时还应当对广告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最高赔偿数额进行限制。

摘要：应用责任可以同时适用于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全方位解决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端的风险致害责任,是未来我国《人工智能法》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在明确《人工智能法》三分主体架构的基础上,按照救济、一站式与风险原则,不宜将开发者作为人工智能应用责任的第一责任主体,至于提供者、使用者则需要区分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分别界定。整齐划一的归责思路缺乏灵活性,应当引入基于风险的类型化思维,不仅契合侵权责任归责的一般原理,也是贯彻人工智能分级治理的理念。对于高风险人工智能,确立无过错责任有助于充分救济受害人,公平分配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避免归责体系的内在冲突;对于有限风险与低风险人工智能,应当分别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与过错责任,以实现风险与归责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