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考察明星影片公司制作发行粤语电影《美德夫人》时,四易其名,两次禁映与所涉及的跨地域发行等相关历史经验,探讨特色区域文化元素(例如方言、地方戏等)融入更具广泛大众性全局观民族文化视野的可能性,并聚焦其连锁反应下引发的关于民族文化大众性与民间文化区域性在现代化视野下激烈的竞合状况。在跨语言、文化、国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文化传统的认知评价与救亡启蒙现代性的表达力度则在这种竞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摘要：长久以来,江西游离于中国电影史表述的边缘,南昌与电影的互动一直为学界所遮蔽。然而,自1930年以来,南北对峙下的江西却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通过对民国电影报刊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南昌不仅与当时民营电影公司巨头--明星影片公司有亲密的互动,而且与国民政府的“中制”“中电”“励志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南昌并未“缺席”与“失语”于中国电影发展史,其在民国时期的官营电影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摘要：机制与风格分别代表了电影生产的一些基本范畴,它们有助于解释电影史某个特定时期影片的视听外观。二三十年代作为电影企业的成功典范,明星公司群体是这个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群,该公司发展非常迅速,资金不断扩充,组织系统完备健全,依靠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凭借确有专长的艺术和技术人才,发掘到吸引观众的电影题材,完成了中国电影的本土化过程,从而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并且使得电影除了作为颇有商业效应的文化产业存在的同时,有了作为一个新兴艺术种类而成长的可能。本文试图阐释明星公司早期生产运作机制、策略和影片风格的有机互动关系,管窥其在商业机制运作中的文化策略。

摘要：对于明星影片公司覆亡的原因,学界对此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本文利用明星公司向银行借款的原始档案,考察了其破产的过程,认为:明星公司自身经营的不景气造成的巨额贷款无法还清是明星公司败亡的主要原因。

摘要：在过往论述中,明星影片公司通常以其在商业运作和艺术创作上对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载入史册,本文希望从城市空间的"日常性"现代体验方面挖掘新意,选取明星公司在上海城市文化空间所遭遇的空间交集之一——石库门亭子间为出发点,探析其呈现的带有碎片性的人文内核和价值理念,即一种草根的"文化特质"。站在文化史的维度,明星公司20世纪20年代从电影界边缘到中心的发迹史亦可视作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兴起的生机勃勃的中国电影文化的提喻,这种同构性使明星公司显示了新的独特的历史价值,而草根的文化特质又进一步成为明星公司企图独霸影坛的内在掣肘。

摘要：在外资影院先入为主控制终端市场的殖民性境况下,明星影片公司(1922-1937)成功突围,成为中国电影民族化产业进程中的领军者。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力图回到"历史的现场",勾勒明星公司在上海开辟拓展影院市场的发展脉络,从电影产业史的研究视角探讨明星公司对开拓早期中国电影放映模式产生的意义。

摘要：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2—1937)自创办之初就把出版电影刊物作为公司运营的重要环节。文章从市场运营视角研究“明星系”电影刊物,以影片宣传与营业记录见证电影刊物发展,表征电影刊物是电影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电影消费群体培育、明星策略、广告3个角度探讨电影刊物的重要作用。研究认为,把电影刊物作为文化产品进行商业化运作,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受众为核心,牢牢把握主流观众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趣味,平衡电影刊物的附属性与独立性、商业性与艺术性,是“明星系”电影刊物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摘要：1922年,刚成立的明星影片公司出品了几部喜剧短片,其中《劳工之爱情》是目前难得留存的标本,它显示了该时期国产短片面临的影像吸引力欠缺和叙事困境。为此,包括明星影人在内的早期电影人需要找到更适合中国观众的表现方式。在经历对戏曲和文明戏的简单搬演后,放弃对西方笑闹短片的模仿,制作家庭伦理题材长片,倚重情感裹挟以弥补视听局限,是中国早期电影人找到的符合民族特性的途径。

摘要：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探讨了被搬上银幕的文明戏,试图阐明作为20世纪两种重要艺术形式的戏剧与电影之间的关系。

摘要：以明星影片公司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电影"教化"思潮,希望通过电影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不足,注重"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的力量在影片里",以教化人生、教化社会为主旨;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电影"艺术幼稚的时代,实在不敢太新",因而提出"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主张"在戏里面把感化人心的善意穿插进去",探索"影戏的意味及摄成影戏的可能性"。"教化"思潮注重电影的社会使命感和教育功能,强调"主义"的表达要与较好的电影叙事相结合,努力探索电影的审美特性,是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思想观念,对于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观念建构和创作实践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