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卜生的《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主要探讨了人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对人们艺术创造和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每一个人都像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一样,既有人性的因子又有兽性的因子。作品中鲁贝克、爱吕尼、梅遏、乌尔费姆、有钱的大人先生们等都有着动物和人两副面孔,人性因子逐步占上风的过程就是人物从死亡中慢慢苏醒的过程。在挪威资本主义发展弊端全面爆发、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等独特的伦理环境中,易卜生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作的思考是古希腊悲剧对人本质探寻的遥远回响。

摘要：易卜生的戏剧和诗歌创作与挪威民间文学传统的联系极其紧密。易卜生深受北欧民间文学传统的熏陶,从小养成了豪迈率真的民间莽汉性格,成年后致力于挖掘民间文学传统,讴歌民族传统中的英雄气概和进取精神。时代潮流和民族传统造就了易卜生,他主动汇入时代潮流并发展了民族传统,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将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精神品格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摘要：兼有诗人与剧作家双重身份的易卜生,在其诗歌与剧作中充分体现了诗与剧相结合的特色。首先,其诗歌中戏剧性情节的设置使其诗歌具有诗剧的典型特点;其次,诗人往往通过对戏剧性场景的描绘,展现处在这一时刻中的人物行为和心理情绪;再次,诗歌中戏剧性矛盾冲突的大量存在显示出诗人对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的深刻洞察;最后,易卜生的许多诗歌常通过抒情主人公的独语和对话来表现情感和思想,从而更增强了其诗歌的戏剧性特征。易卜生诗歌中的戏剧性因素赋予了其诗歌无穷的艺术魅力,也为他后来在戏剧创作中的诗与剧的完美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摘要：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哲学以自由及其实现为核心,其所包含的法、道德和伦理是自由从抽象到主观再到现实的三个阶段。道德阶段是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以善为规定,以良心为最高形式。善自由的实现,是真理中的意志。善被自觉认识并存在于心就是良心。良心并非就是善的,无普遍性内容的、形式的良心是任意。意志对其行为负有责任,道德的目的是真理与正义。黑格尔客观精神哲学为易卜生的戏剧《野鸭》中悲剧成因及剧作家艺术观的深层研究提供了全新独特的视角:个体认识的主观性和外部世界的客观必然性使善良意志成为失却真理性的冲动,也使剧作家处于理想要求与犬儒主义的两难之中。

摘要：易卜生和曹禺的现代戏剧在思想内涵方面有着超越地域和时间的一致性,即都以“现实”为起点,在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层面之外对人类、人性进行了探求。在易卜生是关注“人类探求场”,在曹禺则关注“对复杂多变的人生深沉理解”。两人在“立人”的层面上,都以新伦理道德为准,即在自由与责任两方面,探寻自由意志、人类天性在社会、集体中的空间。其间,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与个人本位主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性探寻中的丰富内涵。他们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形象地展示了现代性在西方与中国的不同的动态性过程。易卜生的剧作既代表了对信仰的崇尚又代表了对个体绝对信仰的怀疑:虚无与否定已露端倪,这是新的精神因素。曹禺则显示了中国式的现代性特征:个体与群体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冲突交融,新的精神追求与传统因袭的重负。现代性的先进性与动态性以及不可回避性始终是文学的核心主题,对其历时性的关注的同时不可忽视它的共时性特征。

摘要：三幕家庭剧《玩偶之家》是体现易卜生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典范作品,戏剧结尾娜拉的出走及走后会怎样,为欧洲乃至世界剧坛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态度和文化语境曾作出种种不同的回答。我国现代作家郭沫若植根于中国文化语境,以理想的社会本位意识为旨归,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娜拉〉的答案》等文章中对易卜生的“问号”作出了经典的中国式回应,并以秋瑾为例,为中国“娜拉”指明了走向革命的出路,抒写了激进的革命情怀。

摘要：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一剧明显带有"易卜生意识"的痕迹,这表明,易卜生可能对奥尼尔剧作法方向上的转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使得奥尼尔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建构了体裁与结构的新方法。这种"易卜生联系"在奥尼尔的剧作中体现甚丰,比如易卜生的两部剧作《野鸭》和《海达·高布乐》同《诗人的气质》之间的联系,不仅情节相似,主题对应,而且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关联性。

摘要：3月28日，作为“戏剧大道”中外戏剧大师雕塑群建设项目之一，挪威戏剧家易卜生雕像揭幕仪式在我院举行。这是继印度的迦梨陀娑、意大利的哥尔多尼之后，在“上海戏剧大道”内落户的第三座外国戏剧家雕像。此次揭幕的易卜生雕像系挪威雕塑家佩尔·翁（PerUng）的作品。

摘要：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联合组办的“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